胡安国的巨大惯性一直延续到了清代，李光地为康熙帝讲解《春秋》，用的底本就是胡安国的《春秋传》，经筵讲义汇编成书，即清代官学著作《日讲春秋解义》。这些春秋大义是儒臣讲给皇帝听的，重义理而轻章句，到底《春秋》仍被看作是孔子垂法万世的政治哲学，即康熙序言里所谓的“帝王经世之大法，史外传心之要典”。但是，对《春秋》这部圣人大经，康熙帝学得越深，疑惑也就越大：一是越发感觉那些所谓微言大义太离谱了，什么凡例、变例，什么称人以名还是称人以爵，怎么看怎么觉得支离琐碎、穿凿附会；二是康熙帝对程朱之学的兴趣越来越浓，而越是欣赏朱熹的平实之论，就越是不满胡安国的空疏作风；再有就是发现胡力主“尊王攘夷”，“尊王”倒是好的，可“攘夷”实在大触自家霉头。
所以，终康熙一世，《日讲春秋解义》并未刊行，而在康熙帝晚年刊行了一部《春秋传说汇纂》，书中虽然出于对传统的尊重而把胡安国的《春秋传》列于“三传”之后，却对胡氏之说做了很大的删改——“攘夷”从此变成禁区。
康熙帝为《春秋传说汇纂》所作的序言里，批评了那些宗胡学者的在穿凿附会方面的不懈努力，他们研究得越深，也就离经义越远，而这部《汇纂》以“三传”加《胡传》为主，以集说为辅，凡有悖于经、传的就删而不录。康熙帝这个标准，听起来倒很公允，但实行起来有一个很大的难度：历代经学歧说那么多，经师们各执己见，但到底谁的意见才是合于《春秋》本旨的，始终都说不清。康熙帝自己也清楚这点，接下来说：司马迁曾说孔子门下的“七十子”通过口传心授学习《春秋》，每个人的理解都不相同，在当时就没有形成定论，所此说来，后儒在千百年之后揣摩孔子的笔削之意实在太过困难了。
康熙帝毫不讳言探求《春秋》本旨“不亦难乎”，说这部《春秋传说汇纂》只是退而求其次，辨之详、取之慎，争取能对属辞比事之教有些助益而已。
康熙帝这么说，虽然可以看作是一定程度的自谦，但显然也明白承认了《春秋》所蕴含的孔子真义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被发现了。
康熙帝这个说法为官学定了调子，但人们对破解《春秋》密码的热情依然不减。即便“名弧石勒诛，触眇符生戮”，文字狱把许多学者驱赶进了训诂考据的天地，但依然不乏有人立意以训诂考据的方式来为经典解码。这部分是因为文字狱的威力被过分夸大了，毕竟社会结构决定社会意识，思想钳制是专制体制的伴生物，是权力集中度的函数，只要专制尚在，思想钳制就在。而满清虽然以君主个人的高度专制著称，但正如朱维铮说：“由于满洲君主贵族始终只信仰庇佑过自己祖先的守护神，提倡理学只是作为一种统治术，一种把‘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反向运用的‘以汉制汉’的特殊手段，并且毫不掩饰他们对于手段本身的疑忌和滥用，因此他们对于经学的异端，非但难得用权力予以制裁，反而经常以纵容或者鼓励来显示自己对于奴隶们一视同仁的宽厚，当然要以奴隶不得冒犯主子作为条件。清朝的文字狱，打击的重点倒是溺于道统正统之类理学说教的迂夫子，便从反面递送了容忍异端及其限度的信息。正因如此，在君主高度专制的清朝，反而出现了对传统的经学诸形态逐一予以怀疑和否定的活跃思潮。”
求是之风及于史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甚至明确反对史家一贯的褒贬传统，而另一方面，即便是训诂考据，也并非仅仅只是训诂考据而已，如惠栋所谓“经之义存乎训”的宗旨，很多时候训诂考据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永远是亘古相传的那四个字：通经致用，尽管纯粹的训诂派也占有一方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