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一开篇便疑义众多，除“始隐”之外，再如《春秋》与孔子的关系，《春秋》书名的含义，获麟一事到底是吉是凶……每一个看似无聊的问题都有着许许多多歧义纷纭的答案，而且很多都是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的。一部《春秋》就是这样开始，还会这样进行下去，最终还将这样结束。
1.元年春王正月
回顾一下《春秋·隐公元年》的全部内容：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看上去只是很简单地编年记事，说鲁隐公元年，春天，正月；三月，鲁隐公和邾仪父在地会盟；夏天，五月，郑伯在鄢地“克”了段；秋天，周天子派宰咺送来鲁惠公和仲子的助丧之物；九月，和宋人在宿地会盟；冬天，十二月，祭伯来了，公子益师死了。
从字面上看，以上就是《春秋·隐公元年》的全部记事。遗憾的是，即便把字面意思全部搞清楚之后，也只能知道这一年里发生了几件事情而已，却无法知道其中的详情，至于“微言大义”的褒贬好恶更是无从得知。这就像拿到一本新闻类杂志的封面，看到上边列举了本期几篇重要文章的大标题，但是，如果不翻开来细看具体内容，谁能只从几个大标题就了解全部事情的来龙去脉？桓谭的一句话是最常被人引用的：“《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这是说，如果没有《左传》这本教辅，只有一部《春秋》，就算让圣人苦思十年，他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桓谭这话与《东观汉记》的记载相违，可信度很难确认，但就算不是桓谭说的，至少也是一句很中肯的议论。当然，这也不是谁都认可的，宋代学风就喜欢“舍传求经”，认为要理解《春秋》真谛，就必须排除“三传”的干扰，甚至“六经皆自晓，不看注与疏”。不止于春秋学，宋人经学的自信心与疑古精神空前强大，但他们所疑惑的不是圣人之非，而是版本流传的讹误与传注的可信度。
对于《春秋》来说，“三传”既是辅助，也是干扰，但宋人说归说，偷偷还是要翻看“三传”的。桓谭的话到底说得实在，如果追求的不仅仅是微言大义，而是还要“了解事件详情”的话，“三传”里真正能起作用的其实也只有一部《左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左传》不仅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获得《公》《穀》那样的官方权威地位，甚至长久以来都被质疑为作伪，被认为是和《春秋》毫无关系的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
现代人很难理解《左传》当时的窘境，《左传》到底属于经学还是属于史学，如果打个现代语境的比方，大约相当于《资本论》到底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唯一真理还是众多经济学说中的一家之言。
“三传”解经，各有各的说法，在开篇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上便已经显出不同了。
乍看上去，这句话好像平淡无奇，不过是记录一下时间罢了，然后才开始进入具体内容。《春秋》里的这个“元年春王正月”无非就相当于普通日记中的“2030年春天，1月5日，晴”，仅此而已。
但事情远非这么简单。疑点之一：为什么“隐公一年”要写作“隐公元年”，这个“元”字有什么深刻含义？疑点之二：如果是“元年，春，正月”，这倒是合情合理的时间记录，可“春”和“正月”之间怎么有个“王”字，这是什么意思？这就连带影响到这句话应该如何断句的问题——是“春，王正月”，还是“春王，正月”？疑点之三：普通的日记，在“2030年春天，1月5日，晴”这一时间记录之后是要交代当天所发生的具体事情的，可“元年春王正月”之后却什么都没有，紧接着便开始进入“三月”了，这显得不太合乎常理。
“元年春王正月”这句话本身是什么意思，《左传》和《穀梁传》并没有给出说明，只有《公羊传》说：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岁之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