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家说法各有道理，到底谁说得对，却很难讲。一个最有希望达到真相的判断是：《春秋》如果是改自鲁史旧文，那么，对于克段一事，若能够找到未被改订之前的原始版本，与现有的《春秋》版本加以对照，孔子的微言大义应该会更容易被我们看出来吧？
遗憾的是，这个愿望过于奢侈了，后人只能从现有材料推想鲁史原文的样子。孔颖达认为鲁史原文应该是“郑伯之弟段出奔共”，这与“秦伯之弟鍼出奔晋”是一样的体例。
“秦伯之弟鍼出奔晋”是《春秋·昭公元年》的经文，鍼，即秦后子，是秦桓公之子，秦景公的同母弟弟，据《左传》的记载，公子鍼受到父亲秦桓公的特殊宠爱，和哥哥秦景公形同二君。这兄弟俩的母亲看来比姜氏更明事理，叮嘱公子鍼说：“赶紧跑吧，免得出事！”公子鍼于是离开秦国，随行有千乘之众，到了晋国以避将来可能发生的祸患。《左传》解释《春秋》写“秦伯之弟鍼出奔晋”意在“罪秦伯也”。
如果《左传》这里的解经之言可信的话，那么“秦伯之弟鍼出奔晋”是圣人责备秦伯，这就和“郑伯克段于鄢”是圣人责备郑伯一个道理。公子鍼和叔段同属“匹嫡”之列，但叔段选择了造反，公子鍼选择了流亡。孔颖达认为鲁史旧文对克段一事的记载应该是“郑伯之弟段出奔共”，是孔子把它改作了“郑伯克段于鄢”。孔颖达的阐释在唐代被尊为官方定谳，细细体会这两种说法的差别，首先必须承认的是，无论是哪种说法，都不足以让我们看出事情的真相。
事实上，理解《春秋》的微言大义，基本上都要基于《左传》对具体事件的具体描述，比如，我们是从《左传》里得知了郑庄公和叔段“匹嫡”的状况，才能从《春秋》寥寥六个字的“郑伯克段于鄢”里分析出郑庄公不兄、叔段不弟、双方如同两君交战等等等等。如果没有《左传》提供的具体事实，微言大义又该从哪里体会？
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如果只有《左传》而没有《春秋》，并不会对所谓春秋大义产生多大的影响。单单从《左传》的记载里，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郑庄公何以不兄，叔段何以不弟，等等等等，用不着在《春秋》的只言片语上大做文章。这对许多古代经学家而言是一个很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但是，即便是《左传》的坚定反对者，在解释春秋大义的时候依然无法脱离《左传》的叙事背景。而《春秋》叙事的简略又给了经学家们无穷无尽解读义理的可能——即便可以确定《春秋》当真是孔子所作，但孔子遣词造句的种种真义我们恐怕永远也无法得知，而一代代的经学家们借着阐发孔学义理的工作构筑起了儒学的一块块基石，孔子是神圣的，但只是一块神圣的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