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质在去世之后又立起了一座里程碑——宋太祖看范质死了，感叹他辛辛苦苦操劳了这么多年，再看他家无余财，房子也只有自住的一套，也不经营什么产业，更是觉得这人不错，于是赞道：“这才是真宰相啊！”更重要的评语是宋太宗赵光义作的，他说：“宰辅当中若论守规矩、慎名节、重操守，没人能比得过范质。范质这人什么都好，只有一点儿欠缺——他欠周世宗一死！”（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尔。）
宋太宗这个“但是”意义重大，《宋史》后文评论道：五代到了周世宗的时候，天下已经快要归于平定了。范质、王溥、魏仁浦这三个人都是周世宗提拔起来的，都有宰相之才。宋太祖接受天命当了皇帝之后，把这些超级能干的前朝旧臣一齐收编，天意果真不是凡人能够揣测的啊。范质是儒生出身，却通晓军事，当了宰相以后廉洁奉公，谨守法度……范质临终前，一再叮嘱孩子们不可以给自己请谥立碑，看来他心中是有着很深的悔恨啊。宋太宗评论范质，说他“欠（周）世宗一死”。呜呼，《春秋》笔法责备贤者，范质是逃不了这个责备了！
开国初期的皇帝往往都是这样，打天下的时候是一个逻辑，坐天下的时候又是一个逻辑，打天下的时候是一个天命，坐天下的时候又是一个天命，而且还得想方设法让大家把打天下时候的逻辑和天命都忘记，让老百姓把打天下的时候对他们的许诺都忘记，谁要敢旧事重提谁就是犯禁，必须给以严惩。这就是伯夷、叔齐的经典悖论，也是汉景帝那句“吃马肉不吃马肝”的另一种体现。范质到底是周世宗的托孤之臣，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也确实有点儿对周世宗不住。这个问题一经宋太宗的渲染，逻辑就是：皇恩浩**，臣子应当肝脑涂地。这个逻辑进一步会演变成：不管皇帝睬没睬你，只要你生在这个皇朝，那么，这个皇朝就对你皇恩浩**，你就应该对这个皇朝肝脑涂地，如果这个皇朝被篡夺了，你就应当为此献出生命——是这个皇朝给了你生存权，所以，你自然也就欠这个皇朝一条命。（这时候就不提天命了。）
“欠世宗一死”，这句话自宋太宗以后，就一直飘**在历代知识分子的头顶，在一代代皇朝更替的时候起着鬼头刀的作用，于是，官僚们再不能像五代那样历仕新朝了，必须从一而终，必要的时候就要勇于死节——因为欠老皇帝一条命。吴梅村那句最著名的诗句“浮生所欠只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出处就在这里，在那个明清易代之际，吴梅村因为自己没去自杀而日日夜夜地受到良心的谴责。
宋代牢固了“不仕二朝”的道德标准，我们可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宋元易代之际，著名的宋遗民谢枋得写下《上程雪楼御史书》，以奉养老母为名拒绝出仕新朝，这就和李密的名文《陈情表》差不太多。但是，谢枋得一开始便这样写道：“大元治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用到了“欠世宗一死”这个典故，但品味文辞，似乎并未拒绝承认元朝的正朔。信的后文还写道：“三纲四维一旦断绝，此生灵所以为肉为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这更印证了前边的推测：元代虽然是异族入主中原，但对于宋室来说也只是改换正朔而已，与其他的改朝换代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谢枋得甘为遗民并非出于夷夏大防，而是因为忠臣不仕二主，烈女不嫁二夫。
这一精神延续下去，元末的汉人遗民比之宋末似乎有增无减，即便是那些一身而仕两朝的人，也多多少少有些勉强的成分。刘基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人物，他曾经一心为元朝效力，为剿灭反元武装而鞠躬尽瘁，而这些反元武装（包括朱元璋的队伍）在今天看来主要属于汉人反抗蒙元政权，而在刘基等人看来却仅仅属于小民以下犯上。
看来胡安国索隐出来的尊王攘夷的孔子真谛只是被人们有选择地接受了而已。尽管所谓华夷之辨早已从血缘之别变作了文化之别——宋代方凤《夷俗考》提出“人性之善，无间夷夏”，之所以有夷夏之别，是性相近而习相远，只要具备了华夏文化的先进性，夷狄之人也是大可为人尊敬的；胡安国《春秋传》则这样说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中国所以贵于夷狄，以其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陆九渊也一样激愤于南宋偏安之局，在讲授《春秋》的时候，就宣公八年“楚人灭舒蓼”一事借古讽今，大谈“圣人贵中国、贱夷狄”，但随后点明，这并非圣人对中国有所偏私，而是“贵中国者，非贵中国也，贵礼义也”。夷狄虽然凭借武力侵陵中国，但圣人当初在《春秋》一书中历数蛮夷之楚国的灭国记录，正是深切地寄望于礼义中国之复兴。
就胡、陆两说联系时局，问题出现：夷狄之人如果也讲礼义了又该如何？
这样的事情还真的发生过。北宋名相富弼在《河北守御十二策》称辽与西夏“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中国的文明优势人家应有尽有，而人家的劲兵骁将又为中国所不及，这样的夷狄已经远远不是上古的夷狄了。
元代的华夷问题更加趋向于以文化而非种族为标准，所谓“光景百年都是我，华夷千载亦皆人”，天下自当有德者居之、有德者治之，而这个“有德者”不一定非得是中国本土之人，而明初大儒宋濂《进元史表》径称元朝“立经陈纪，用夏变夷，肆宏远之规模，成混一之基业”，至于历代科举之比较，“至于前元，依古设科，待士甚优”。如此则元明易代实为朝代更迭，而非驱逐鞑虏。
更有甚者，宋金对峙期间，在北方推行儒学仁政的金世宗大行儒家仁政，居然获得过“小尧舜”的称号，那么，蒙元只要有了“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不也就由夷变夏了么；反之，华夏若是消沉，也会堕落为列国之一，甚至成为夷狄。但是，如果说元人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在文化层面上已经成功完成了由夷变夏的过程，于是得到了汉人知识分子的认可，但至少在谢枋得那个时代里事情恐怕还不是这样。
从欧阳修所修的《新五代史》的遭际上似乎也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这部《新五代史》是以春秋笔法和尊王攘夷的主旨而著称的，入南宋以后越来越受到重视——当时宋、金两国南北对峙，北方的金国明令废除《旧五代史》，只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而南方的宋国正值理学盛行，也很推崇《新五代史》。南北两方，一夏一夷，怎么可能在史观上如此不约而同？攘夷的思想难道就没有令金国感觉难堪吗？柴德赓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而得出的答案是：“我们当初不明白，为什么女真人也尊信欧史，以为女真与契丹相类，提倡欧史，于女真没有什么好处。原来照欧阳修的主张，即使‘夷狄’入于中国，称皇称帝，仕于其朝者仍应为其效死尽忠，这叫作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因此，金章宗提倡欧史，有益无损。”
君臣之节，即范质的那个难题。在易代之际，即便是以夏变夏，臣节也依然要守。这问题到了清代，由陆世仪给出了一个方案：新朝当以学校安置前朝故老，敬之以师而非君之以臣。这是一个两全的方案，毕竟“道乃天下后世公共之物，不以兴废存亡而有异也”。
异族入主中原，总会遇到统治合法性论证的问题，旧有的春秋大义便难免遇到新的挑战，或被赋予新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