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段一事上，《左传》叙述甚丰，其间还夹杂了两处议论。一处是直接解经：“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这是阐发《春秋》“郑伯克段于鄢”这短短六个字为什么要这样写，大义何在。另一处是：“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这是引述“君子”对颍考叔的评价。
《左传》的成书过程一直是争议很大的，其中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说法就是《左传》是类似于《国语》或《晏子春秋》一类的历史书，和《春秋》本来毫无关系。这个意见在古代最大的杀伤力在于：明确否定了《左传》是解经之作，把《左传》踢出了经学之林。
这个说法乍看上去有些不合情理。就以克段这节来说，夹叙夹议，明明有两处都是属于阐发义理的，而且第一处尤其明确地就是解经的文字。但是，一方面有人（如郑樵）说这些内容属于经之新意，无关褒贬，而更多的质疑者则认为：这些议论都是后人添加的（第一嫌疑人就是西汉的刘歆），目的就在于把本来一部和《晏子春秋》近似的《左氏春秋》改装成解经著作，把它混入经学阵营里来。而把这些议论文字拿掉的话，完全不会影响到《左传》的流畅性，甚至还会使《左传》的文字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更加流畅。
林黄中曾以“《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与“胡安国说《周礼》是刘歆所作”两件事请教朱熹，朱答说“《左传》‘君子曰’最无意思”，又举《左传·隐公六年》的一处例子，说这“是关上文甚事”。
这方面批评最细致的是清代的皮锡瑞，他指出：把“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这段拿掉，后文是“遂置姜氏于城颍”，一个“遂”字紧承前边的“大叔出奔共”，一气相承。可见解经的这段文字是后人很生硬地掺杂进去的。
至于第二部分的议论，即“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更于义理不合。从字面上看，这位君子是说：“颍考叔是个纯孝之人，爱自己的母亲，并把这种对母亲的爱心推广到了庄公身上。”然而，儒家的经典义理比如“修齐治平”之类，其中一个核心原则就是自上而下。比如一位国君，注意自身修养，慢慢就会把这种道德光辉影响到身边的大臣，大臣们受了熏陶，再继续以这种道德光辉影响自己治下的民众，这就是德治，要自上而下，自内而外。比如《诗经·大雅·思齐》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就是说周文王以身作则，先成为自己妻子的好榜样，然后影响及于兄弟、及于家邦。这才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而颍考叔不过是个边疆小臣，他用孝心来影响郑庄公，这岂不成了自下而上、自外而内了吗？清代今文经学大师刘逢禄就把《左传》的这段“君子曰”称为“不辞甚矣”，向古文经学发出挑战。
时至今日，刘歆作伪之说已经不再为人采信，但刘歆没动过手脚，未见得旁人也没动过手脚。若仅是这种“君子曰”的置评方式，先秦古籍在所多有，但去掉“君子曰”而文理豁然畅通，这多少总是一个疑点，也或是《左传》作者在编排史料时所加。至于《左传》的“君子曰”是否符合儒家义理，却很难讲。儒家讲爱有等差、推己及人，恰与墨家的兼爱主张相对立，颍考叔也算得上推己及人了，况且这也符合亲亲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