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7月13日，下午三点十七分。
我睁开眼的时候，头顶那台老旧的吊扇正在“吱呀吱呀”地转着，扇叶边缘挂着厚厚的黑灰，仿佛随时会掉下来。
空气里弥漫着来苏水、发霉的被褥和旱烟混杂的味道，呛得人脑仁生疼。
墙皮剥落了大半，露出了里面的红砖，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宣传画，上面写着“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
我想动一下，却感觉全身的骨架像是散了又重拼的一样，喉咙里更是像塞了一把粗砂纸。
“……爹？”
那个蹲在床边抽旱烟的身影猛地一颤，手里的铜烟袋锅子“当啷”一声掉在水泥地上，火星子溅了一裤腿。
“望道？！望道你醒了？！”
我爹陈富贵像是被弹簧崩起来一样，扑到我身上。
五十岁的老汉，那张满是沟壑的脸瞬间扭曲，眼泪鼻涕一起流了下来，那双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大手死死抓着我的手背，烫得我心里发颤。
接下来是一阵鸡飞狗跳。
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冲进来，手电筒的光刺得我睁不开眼，听诊器冰凉地贴在胸口，小木锤敲打着我的膝盖。
但我脑子里却是一团浆糊。记忆的最后片段，还停留在1990年的那个夏夜，那颗划破天际的蓝色火球。
等医生护士折腾完离开，病房里重新安静下来。夕阳透过满是灰尘的玻璃窗照进来，照在我爹满头的白发上。
“爹……我睡了多久？”我声音沙哑得厉害。
他颤巍巍地捡起地上的烟袋，嘴唇哆嗦了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
“五年……整整五年啊……”
五年？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1990年高考后的那个夏天，我十八岁。现在……我二十三了？
“家里……还好吗？”我盯着天花板，不敢看他的眼睛。
长时间的沉默。
“老牛卖了，那两头老母猪也卖了，你妈当年的嫁妆镯子也当了……”爹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这几年医药费、住院费，一共花了快两万块。望道啊，咱家现在……就剩这些了。”
他颤巍巍地从贴身衣兜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叠整整齐齐的毛票，最大面额的是十块的，还有几张信用社的存折。
“一共三千二。”
我接过那带着体温的钱，手抖得厉害。
1995年的两万块，在咱们这种穷乡僻壤，那是两栋大瓦房，是半辈子的血汗。
“妈呢？”
“你妈……去年累倒了，现在在堂屋躺着，腿脚不利索，下不了地。”
眼泪瞬间模糊了视线。我陈望道（陈野），曾经全村唯一的重点高中生，全家的希望，一场意外，却成了全家的吸血鬼。
我攥紧了那三千二，指甲几乎要把塑料袋抠破。
“爹，我要出院。”
“胡说！”爹急了，眼珠子瞪得溜圆，“医生说你刚醒，脑子还得观察……”
“我说出院就出院！”我猛地坐起来，虽然头晕目眩，但眼神却前所未有的坚定，“我现在身体好得很。我要去上海，我要去打工，把这五年亏欠你们的，连本带利挣回来！”
爹愣住了，看着我那张瘦削却倔强的脸，半晌没吭声。最后，他长叹了一口气，背显得更弯了。
“那就去吧……路上吃一口是一口。”
……
当天夜里，我偷偷拔了输液管，换上了那件洗得发白、肩膀处还打着补丁的军绿衬衫。
站在村口，回头看了一眼黑漆漆的老屋，我对着堂屋的方向重重磕了三个响头。
去上海打工赚钱是真。
但还有一件事，我没敢告诉我爹——我得去上海找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