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时候，也就是在三月中旬，苏里科夫把婴儿“冻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忽然感到十分轻松，这样过了两个星期。我开始出门，多半是在黄昏的时候。我最爱三月的黄昏，那时天气开始变冷，人们点着煤气灯。我有时走得很远。有一次，我在六店街上，一个“上等”人从黑暗里追上了我，我没有看清他的脸；他手里拿着一个纸包，身上穿着一件短小的、难看的大氅——薄得和当时的季节很不相符。当他走到街灯下边的时候，在我前面有十步远，我看见有一件东西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来。我忙着把它捡起来，捡得倒正是时候。因为当时就有一个穿长衫的人跳了过来。但是，他一看见东西已经到了我的手里，也就没有跟我争，只朝我的手里偷看了一下，就溜走了。这是一只旧式的鞣皮夹，装得鼓鼓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一眼就猜到里面是别的东西，绝不是银钱。那个丢东西的过路人已经离开我四十步，很快就要在人群里消失了。我跑过去，朝他呼喊；但是，除了“喂！”以外，我喊不出什么，所以他也没有转过身子。他突然朝左拐，走进一所房屋的大门。等我跑进乌黑的大门时，那边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这所房屋很大，这类大厦是投机商人所建，分成许多套小住宅出租的；有些大厦包括成百套小住宅。当我跑进大门时，我觉得在右边，在大院落后边的角落里，仿佛有一个人在走路，虽然我在黑暗里看不大清楚。我跑到角落那里，看见有一个走向楼梯的门。楼梯很窄，特别脏，完全没有点灯。但是，我听见有一个人还在高处的梯级上跑着，我赶紧跑上楼梯，想人家给他开门时，我便可以追到他。结果真是这样。每段楼梯极短，但是段数很多，因此我喘不过气来了。第五层有一个门开了又关上了，我在下面三层的楼梯上就听出来了。等到我跑上去，在梯台上透一口气，寻找门铃的时候，已经过了几分钟。最后，一个村妇给我开了门。她正在窄小的厨房里生茶炊。她默默地倾听我的问话，当然什么也没有明白。她默默地给我打开第二间屋子的门——那间屋子也很小，低矮得厉害，放着粗笨的家具，还有一张宽大的床，床前垂着帘子，“捷连季伊奇”（村妇这样叫他）躺在上面，我觉得他有点醉了。桌上有一个铁蜡台，上面点着一个蜡头，还有一只酒瓶，差不多斟空了。捷连季伊奇躺在那里，对我咕噜着什么，又向里屋的门挥手，当时那个村妇已经走了，我除了去开那扇门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我于是这样做了，走进另一间屋子。
这间屋子比前一间更窄更挤，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转身；墙角放着一张狭窄的单人床，它占了极多的位置；其余的家具只有三把普通椅子，上面堆满各种各样的破絮，一只极普通的、厨房用的木桌放在漆布面的旧沙发前面。因此，桌子和床铺之间差不多无法走路。桌子上摆着铁蜡台，也和那间屋子一样，上面插着蜡烛。一个小小的婴儿在**哭叫，从哭声判断，他也许只生下三个星期。一个有病的、脸色惨白的女人替他换尿布。这女人似乎年纪很轻，穿着很随便的内衣，也许是产后刚刚起床。那婴孩不耐烦地喊叫着，等待着瘦弱的母亲的**。另外一个小孩睡在沙发上，那是一个三岁的女孩，好像用燕尾服盖住身体。有一位穿着很破的常礼服的先生站在桌旁（他已经脱下大衣，放在**），正在打开一个蓝纸包，里面包着两磅白面包和两条小香肠。此外，桌上放着一把茶壶，里面有茶，还放着几块黑面包。床下露出一只没有关好的皮箱和两个包着烂布的包袱。
总而言之，整个房间的秩序紊乱得可怕。我一眼就看出他们两人，先生和太太，本来是很体面的人士，但是由于贫穷而沦落下去了。沦落以后，紊乱的秩序终于战胜一切想杜绝这种秩序的尝试，甚至使人感到一种苦痛的需要，这种需要就是想在这种日益增大的紊乱秩序中，寻求一种辛酸的、似乎信念深重的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