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华帝国正是这么做的，以仁的名义，中华帝国无私的帮助了渴望自由和民族自决的阿拉伯人，这笔投资迟早都要收到回报。
在伊本沙特建议中国派遣军事代表团协助他统一阿拉伯的战争的时候，我只是让总参谋部和一些重臣研究了这项计划，他们似乎都认为应当立即派遣合适的人员去接任年事已高的马福禄大人，好让他得以安然在故乡颐养天年。
这批军事人员进入中东，当然其一是作为对英国人的反击动作，二来他们也希望收到适当控制阿拉伯势力的效果。但是我在一番考虑之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动作，其一是现在没有必要，沙特统一阿拉伯几乎是没有难度的工作，他有枪有人有信仰，那些先知的信徒们甘愿为他付出一切，这样的民族统一战争其实更像是一种最恐怖的宗教战争。更何况他们还掌握了优势的兵力和战争资源。
其二也是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倒是想让那位年轻人尽早的前往阿拉伯去，他有着伊斯兰教的信仰和背景，但目前第二方面军正是提拔他培养他的最好的地方，我不能干拔苗助长的事情。再一个沙特这个人也远非他们想象的那样是个单纯的民族酋长，他有抱负，也对外来的力量抱有警惕，如果一个不当，很有可能会收到反效果，他要是生出了逆反或是怀疑的心理，那么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白费。
所以，在考虑再三之下，我还是否决了军政要员们的意见，坚持不增派一个人，并且在那边的董承恩也不要做过多地事情，尽量以一个旁观者和一个褒奖者的姿态出现，这样才是交朋友的正确方法。
过年期间又有几个人说起这个事情，包括总参谋长徐世昌和皇次子谊亲王溥英，他们对我的这个安排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抵触和不满，甚至言谈中还隐隐流露出对我前十几年中有些无从让他们彻底了解的决策的怀疑和否定，这是以往不多见的。
在气愤和无奈之余，我也开始渐渐意识到了为什么最近朝中屡屡有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流言出现的原因了。
好在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们毕竟还有大量地本身差事要办，而且帝国这一代被培养起来的人才已经生出了强烈的对国家地责任感——这个国家走到今天的地步，有着他们心血的付出和努力，他们当然会对这个国家地前途方向生出太多地主观意识。
就像刘步蟾希望帝国在进行了大量的西进动作之后，能够迅速的展开对南方的攻击。他很早就在奏折中流露出了对来年才开始陆海军联合攻击的不满。海军早于陆军地攻势提前进攻新加坡即有这方面的考虑因素。
就像溥英以及皇室中的几位宗亲偶尔也会发一两句牢骚。对白白把西伯利亚送给蒙古人立国的现状说上两句，虽然我脸色一沉就能化解掉，但是我知道我并不能化解掉他们心里的疙瘩。
就像内阁戴鸿慈，瞿鸿机，张謇，盛宣怀等等等等经济和民政官员们对于近些年来帝国一直南征北战都很失望，常年的征战和军备的囤积使得帝国不得不向外国举借外债，如今欠美国政府和民间投资人的钱已经抵得上帝国的半年税收了。而且财政支出长时间向军事工业和教育倾斜，这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有利于工作地好局面。他们当然不仅仅会对军方那些跳跃着的强人们不满，他们当然知道这个国家作主的，还是我。
就像第四方面军有些军官和士兵们会有溥英等人的相同的牢骚。
我当然不会愚蠢的认为这些牢骚和不满就代表他们要造反，或者说是帝国的根基已经不稳。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体制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而在帝制国家里，这些问题比较隐晦难以发现，而且独裁者也不易处理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