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英逐渐的迷乱了自己的思想，但朱加施维里同志却一直没有怀疑过自己的信仰，自从接触到那个还是想之后，他就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理想，甚至在形势最不好的年代，导师和自己先后被捕入狱，导师又在南方的格鲁吉亚被秘密处决的时候，他都不认为自己的理想会有实现不了的可能。在日本北方的岛屿呆了近十年后，他也长进了不少，也想过道德在北海道开始自己的实验，但他始终还是认为自己的根在俄罗斯，也只有俄罗斯这样伟大的民族，才能够率先给全世界做表率。
在将一本叫做《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着作底稿交给了中国方面的同情者们交付印刷出版之后，他带着他对目前革命阶段所遭遇的挫折及其形成的原因，来到了莫斯科，并且很快就要到达革命的圣地--圣彼得堡。
在他看来，目前革命的糟糕状况，是与其领导者的无能和选择了错误路线是分不开的。托洛茨基与其说是一个革命者，不如说是一个极端自由化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同僚，目前主管着革命区域军政大权的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等人也是贯彻托洛茨基路线的坚定分子，这导致了他们与工农阶层的脱节，并且不能够正确处理好工农阶级之间的事务，不能够凝聚工农力量来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目前的弱势状况，正是这种错误路线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的结果。而要改变目前的现状，就必须首先改变路线。他已经向良弼委婉的表达了这一观点，良弼对于他的要求，并没有做出明确的支持允诺，只是说作为一个斡旋者，是欠缺更改被斡旋一方领导层的资格和能力的。只是看上去很是友善的良弼仍然给了他一条颇为诱人的建议--良弼知道在德国的东普鲁士乃至波兰、立陶宛地区。有很多的俄国战俘掌握在他的私人朋友张作霖的管辖之下，如果有需要的话，他可以安排他去德国一趟。
朱加施维里同志谨慎的接受了这一建议，并表示如果圣彼得堡的情况不是那么好的话，他愿意前往德国一趟。
而现在，他已经决定了要前往德国去了。圣彼得堡的同志们似乎对他的归来并不是很欢迎，原因在于他的那份《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着作直接攻击了他们的领袖托洛茨基同志，并且他们认为朱加施维里同志保持着一种错误的看法和路线，还有强迫同志们接受的强烈欲望，这样下去是危险的。所以朱加施维里并没有得到政治局会议的欢迎和重用。他仅仅获得了一个圣彼得堡党委会委员和工农兵苏维埃执行局常委的职务，这对于他的期望来说，相差实在太远了。所以，他希望能够另辟蹊径，在德国带一支真正完全由党领导，完全能够发挥出工人阶级战斗力的部队回到俄国，来帮助实现全国革命成功的战略目标。
所以，在9月中旬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德国的境内。在这里，他获准与数千名正在帮助德国军工厂制造子弹的俄国战俘见面，并融入到他们中去。
而这个时候，德军已经从8月初的被动中扭转了局面，整个东欧德占区形成了一个生产的大后方，俄国的衰弱给了德国一个庞大的战略纵深，无数的工业设施开始在这里兴建，并源源不断的通过发达的铁路线向西方前线运输着战争必须的物资。随着中美联合就英国封锁海上通道施压的声明发表，德国一片景气的景象，所有的工厂都在加班加点。很显然，前方军队正在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在这样的环境下，最容易产生最坚定的战士，朱加施维里对他的新环境很满意，尽管艰苦了点，即便是得到了中国人特殊的关照，他也要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以上。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像铁人一样工作生活的岁月，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俄文“铁人”，而他的工友们，也开始渐渐接受了他的这个称呼。
北方寒冷的天气下，只有铁人才能一年四季都能维持着旺盛的活力。但在中东的阿拉伯地区，盛夏的骄阳能够将铁人都融化成铁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