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像这样的事情，他们是不会让你逃脱惩罚的，梅森先生。”
“为什么不呢？”
“这是诬陷的证据。我不太懂法律，但在我看来这肯定是违法的；如果不是的话，也是违反伦理道德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梅森点了一支烟，“懂外科手术吗？”他问。
“你是什么意思？”
梅森说：“有时，为了救病人的命，你不得不用刀子，切得很深，这就是你可能称之为合法的手术。”
“它不合法吗？”
“或许。”
“如果我把事情讲出来，会给你带来麻烦吗？”
“肯定会。”
她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一些。她说：“梅森先生，你一直都非常、非常不错，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我那么做——是的，我也明白。你十分同情马文，我想你还有些事情瞒着我。”
梅森说：“这就是我想跟你谈的。坐下吧，咱们喝点儿鸡尾酒，抽支烟，谈一谈。”
“我们把鸡尾酒省了，”她说，“还是抽支烟吧，我希望你能把它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你能接受吗？”
“能。”
梅森说：“我已经告诉过你关于马文的背景和为什么你父亲雇了我的实情。我告诉你说我在那桩谋杀案的记录中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但我那时是从另一个角度着手的，好了，我现在有了我所需要的证据，我能够洗刷马文父亲的悲剧给他带来的耻辱，但我现在还不能，除非是我能按我自己的方式做。一旦你说出了鸭子的事，我就会入到案件中——深深地卷入进去；一旦我卷入到案件中，我就不能自由地去做我想澄清那桩旧案件的事情；一旦马文听说了那桩旧案件，他就会弃你而去，你应该知道这一点。”
“地方检察官会非常高兴看我陷入到鸭子的事情中；他还想推出有关那桩旧案件的证据，你要做的事情刚好对他有利。如果地方检察官尽力推出有关那桩旧案件的证据来作为伯尔谋杀案的附加动机，证人们将犯了伪证罪，我想用我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那怎么办？”她问道，显然对做出决定十分犹豫。
“我想让你给父亲捎个信儿。”
“什么？”
“告诉他让他那笨得要死的律师坐下来，闭上嘴。”梅森说，说话的情绪让听的人感到吃惊。
“为什么？啊，你是什么意思？他没说什么，只是盘问了证人们，表示了一两次反对而已。”
“他在反对那个问题，关于那个警官到米尔特的公寓楼上时，发现了什么。”梅森说。
“哎，天哪，那不就是整个事情的所在吗？整个案子不就是取决于那吗？我告诉过你，我不大懂法律，但在我看来，如果他们能把另一桩谋杀案扯进这里来，用这一案件的大量怀疑和另一案件的大量怀疑来诽谤我爸爸，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他是有罪的，而且……”
“他们当然会，”梅森说，“而且法官也会。但报纸已经对此做出评论，审判室里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只要他们会读书、思考，他们就知道地方检察官在揭示什么证据。如果你爸爸要设法用法律的技术细节来阻止这的话，它还会潜藏在法官的心里，你父亲的律师打算做什么？”
“我不知道。”
梅森说：“我听说，他认为这个案子十分邪恶，以致法官不会驳回此案，所以他这次不会推出任何证据，而是让他具结受审，等到正式审判时再推出他的证据。”
“嗯，那不是很好的合法策略吗？”
梅森看看她说：“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父亲是一位重名誉的人，这事在摧残他的精神。稍微来一点点会对他有好处，但太多了就会毁掉他，而且会在当地把他毁了。这是一个小地方，你父亲十分有名气，他得立刻击败对手，要么就会被对手击败。如果他的律师开始利用技术细节，人们感觉你父亲被宣判无罪是依靠某一技术细节……噢，那么，又有什么用呢？”
她说：“你想让我跟父亲谈谈吗？”
“不。”梅森郁闷地说。
“为什么不？”
梅森说：“这不是我的案子，要我对别的律师所做的事说句话甚至都是不道德的。”
她说：“但是关于鸭子的事我们打算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