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宪法历史渊源和宪法学研究理论
王叔文：《论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
宪法是国家的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其实不然。在我们国家，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长期破坏和践踏宪法，广大人民群众对宪法能否贯彻执行，理所当然地表现了莫大的关心。另外，也有一些人认为宪法可有可无，可遵守可不遵守；有极少数人甚至认为，违反宪法不算违法，不能依法予以制裁。因此，这一问题不仅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宪法理论问题，而且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根据党中央的建议，决定对现行宪法进行全面的修改，并把它作为当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宪法在我们国家生活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摘自《法学研究》1981年第1期）
许崇德、何华辉：《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三部宪法的几点体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颁布了一个宪法性文件和三部宪法，即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科认为宪法与纲领有区别：宪法是说明现在，而纲领却主要是说明将来。宪法是已经争得的种种成果的总结，而纲领是尚待争取的奋斗目标。当政权日益巩固社会逐渐稳定之后，宪法的宣言性纲领性的成分往往随即减少，甚至于消失。所以宪法和其他法律一样，都是规范性的文件。
宪法作为国家的总章程，根本大法，是全国人民的最高行为准则，它应该拥有极大的权威。因此，为了维护这种权威，宪法的规范应该十分明确，否则，既不便于贯彻实行，也不便于监督检查，宪法的权威性就会受到损害。宪法是普通法律的立法依据，它的权威高于普通法律。在宪法中应尽量采用明确的法律语言，少用政治术语和文学词汇，应注意宪法规范和普通法律规范之间的配合衔接。
（摘自《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许崇德：《宪法学研究要彰显中国精神》
宪法学是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学得到长足发展，专业人员大量涌现，全国和地方的研究机构林立，学术团体活跃，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宪法学各类教材、论文车载斗量。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编写问世，为宪法学的研究与教学提供了优秀读物，对社会作出了有益贡献。总之，我国的宪法学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与此同时，宪法学界的辩论和不同观点的交锋也时有发生。当然，这些学术交锋是在平和正常的氛围内展开的。在双百方针指引下，这种学术交锋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往往都能充分说理，以理服人。宪法学研究理应遵循自身规律，脚踏实地，符合中国实际，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在当前环境下，宪法学研究应当怎样找到突破口，进行真正学术上的建树，以繁荣宪法学这块园地？这是值得深思的。中国精神应是当代中国宪法学的基本特色，它包含一些基本方面。
首先就是符合中国国情。宪法具有自身规律性，宪法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运行途径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宪法经验不可以照搬。中国的宪法在法治观念、民主实践、宪法原则、宪法文本、司法适用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当代中国自身的宪法实践理应是研究重点。中国宪法研究既要积累宪法学的成熟成果，又要注重中国发展的特殊国情，否则就会在研究上迷失方向。在研究重心上，应以研究自己的法律问题为主，在研究指向上，其起点、重心和归宿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