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印着“清洁卫生”几个端正红字的粗瓷脸盆，有烙着“劳动最光荣”字样的陶瓷水杯，有针头线脑、顶针碎布，有从台岛运来的白糖块，还有各种杂七杂八的生活用品。
价格都标得清清楚楚，很公道。
一个脸盆，四个工分。
一个水杯，两个工分。
一丈粗布，五个工分。
一两白糖块，三个工分，不过严禁转卖。
所谓的“工分”，则是王明远临时捣鼓出来的东西。
让大家干活，修城墙、清街道、挖水渠、整田地，总得给点报酬，光靠“大义”喊几天行，时间长了，人心会慌。
所以就有了“以工代赈”以及“工分”。
成年男丁，干一天指定的重活，比如修城墙抬石头，记三到四个工分。
妇女或半大孩子，干一天稍轻的活，比如帮着熬药、做饭、缝补，记两个工分。
拿着工分，就能到这些指定的铺子里换东西。
铺子里的货，大部分是台岛船队带来的，小部分是清理战乱废墟时找到的、还能用的物资，统一由府衙派人管理售卖，价格钉死，童叟无欺。
“掌柜的，换这个脸盆，再来点粗布。”一个汉子递过两块小木牌，上面用刀各刻着四道深痕，又用炭灰涂黑了，各代表四个工分。这是他昨天在城东清理废墟干了两天挣的。
柜台后的伙计接过木牌，看了看，拿出册子核对了一下，点点头，利落地拿出一个簇新的粗瓷脸盆和一些粗布。
汉子小心翼翼地接过脸盆和粗布，用粗糙的手指摸了摸盆底那几个红字，又小心翼翼的摸了摸那粗布，咧开嘴笑了，珍重地抱在怀里，转身走了。
家里婆娘前几天还念叨，原来的破木盆漏得不行，洗脸的水漏一半。这下好了，有新盆了。
儿子的衣裳也烂的兜不住屁-股了，这小子这几日都不敢出门，这下总算有新裤子穿，敢出门了。
这样的场景，在几个刚开起来的铺子前，不时上演。
东西不贵，但很实在。
有了它们，日子就好像真的能重新过起来了，而不仅仅是“活着”。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有希望的方向发展。
至少，饿死的阴影暂时褪去，病痛的威胁得到遏制，土地重新被耕种，生活有了重新开始的微弱迹象。
但王明远知道，这仅仅是第一步，是让人能喘过气、站住脚的第一步。
接下来，更难、也更关键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杭州府，乃至整个江南，靠什么活下去？靠什么恢复元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