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论功行赏，郑恩成了前军右都督柱国荣禄大夫太子少保直隶总兵南安伯。
朝堂其他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曹友义因为御下无方，麾下副将、参将等叛乱却不能平定，且又丢失了兵权，这点是最重要的，放在崇祯朝，曹友义再证明了他的忠心，也少不了一个死。
是凌迟还是腰斩或者扒皮实草，死法不同而已。
这也是大节凛然，却因为深居宫中、无良师教导等等原因，而造成了崇祯的一个极大缺陷，那就是——只能胜不能败，甚至不能打平。
不过监国才十三岁，朝廷上下在郑恩的有意推动下，表面上由首辅侯询为首，次辅李邦华为辅，维持朝廷政令。
这是大明惯例，但实际上，侯询是坐牢坐怕了，没了棱角，成了郑恩的传话筒。
加之言官在郑恩的暗中推动下，慢慢从空谈、盲目的啥都管、非专业乱管乱发言，开始往实干、分工监管、分专业发言等方面发展。
同时保留了言官对于百官的监督、举报权，当然这个举报是有限制的，并且听不听在于监国与内阁。
最大的特点是，言官在专业对口的情况下，有一定的决策权。
具体表现在，郑恩的推动下，按照大明惯例，国家政令由皇上，没有皇上由监国、内阁、司礼监掌印太监三方同意了才合法。
皇上或者监国掌握最终决定权，注意是最终，内阁掌握掌握票拟的权力，可以驳回皇上或者监国的决定，司礼监掌印太监有批红权。
皇上或者监国下达令旨交于内阁票拟，内阁票拟通过之后，交于司礼监由掌印太监批红，盖上玉玺印，才算是合法的圣旨。
没有内阁的票拟、或者掌印太监的批红，那些皇上下达的令旨，只能算不合法的中旨，是随时可以抵赖作废的。
当然，最终决定权在皇上或者监国手里，皇上不同意，哪怕有票拟、批红，也不能通过，别说圣旨，连中旨都不算。
由此可见明朝皇帝权力之大。
不过权力再大，碰到一群不怕死，不守规矩的文官，依旧让你形同虚构。
如今监国才十三岁，自然不能由他来真正的掌握最终决定权，只是走过程的签个名，或者代签。
由掌握票拟的内阁，及司礼监掌印太监，“为了防止”内阁、太监联合欺骗监国，由步入实干趋势的言官参与以监督为名的下级票拟。
什么是监督为名的下级票拟，这是郑恩暗中推动百官提出来的。
就是说内阁票拟、太监批红之后，因监国年少，可能被奸臣蒙蔽，因此再多一道工序，就是由拥有下级票拟权的言官，再进行监督性的票拟一次，下级票拟超过百分之五十一，则算通过，成为合法的圣旨。
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大部分品秩不高，甚至很低，但其政治地位却极为突出。
拥有着规谏皇帝，左右言路，弹劾、纠察百司、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等权力。
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言官都能管，并且是合法的监察和言事范围。
可想而知言官的权力有多大，可偏偏这群权力极大的言官，品秩很低，拿着微薄的俸禄，在明初货币购买力足的时候还能糊
到了明中后期，随着西洋人带着大量金银的涌入，及天灾人祸，几百年不长的俸禄，上这些权力极大的言官连全家糊口都难。
想象一下自己监督的人，每天花天酒地、妻妾成群，嘴角漏出的东西都够他们一家子一年的正规收入还多，这些言官心里是何感受？
想象一下当着高风险、握大权，人前耀武扬威的言官，父母妻儿却在饥寒交迫，随时可能饿死，这是何感受？
以至于，当了明后期，为了家人，为了自己能吃饭穿衣，为了孝道，言官身陷门户，沦为走狗，党同伐异，朋比为奸，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加速了大明的灭亡。
才有了大明亡于党争。
这样的言官，自然是不能将掌握国家命运的下级票拟权交给他们的。
而且言官管的太宽了，什么都能管，又偏偏什么实干的职位都没有，很多更是什么都不会。
就好比让一个不会炒菜的人来管理炒菜，不按他的要求来就一哭二闹三上吊，动不动还要死谏，可想而知这盘菜是什么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