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朝中第一臣，丞相灌婴见朝臣们都痴痴地站在朝堂上，没有人发表意见，只好自己站出来发表一通看法，毕竟现在自己是朝中第一重臣，他不发表意见，就等于失职：“臣有话奏禀。”
面对刚才的冷场，刘恒心里有些发慌，如果没有人出来发表意见，自己就只有点名让张武发表意见，张武在代国时抵抗匈奴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张武在朝廷的地位不高，他发表的意见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力。现在灌婴主动站出来发表意见，刘恒自然是求之不得，他不用点名让张武发表意见了。因此，他对站在朝堂正中的灌婴大声说道：“丞相请讲。”
“陛下，臣任太尉以后就一直在思考我大汉边境的安宁问题。匈奴对我汉王朝侵扰不断，前不久接到边报，有几股匈奴人入侵燕地、云中等地，抢掠了不少财物和我汉王朝的黎民百姓。面对匈奴的威胁，臣以为应该尽快谋划防御之策。臣以为，首要的当加强兵士操练，增加马匹伺养，努力提高抵御匈奴入侵的力量。”
“丞相所虑极是，寡人在代国时没少受匈奴侵扰。匈奴人野蛮强悍，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特别是他们的战马来去如风，实在难以抵御。在当前情况下，我们确实还无法和匈奴直接对抗，只有延续高祖和高后时的策略，以和为上策。”刘恒说出了他心里一直在思考的想法。
刘恒所说的“延续高祖和高后时的策略，以和为上策”，实际上是想继续以和亲为手段，缓和与匈奴之间的关系。
“和亲”，也叫“和戎”“和番”，是指中原王朝统治者与外族或外国出于某种目的达成的一种婚姻。
“和亲”，可以说是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全过程的一种重要政治手段，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王朝时期。据史书记载，早在周襄王（公元前651年——619年）时期，襄王想讨伐郑国，有意娶讨戎狄女为后，之后便与戎狄兵一起共同讨伐郑国。周襄王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和亲。从周襄王开始，一直到清王朝，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次数不等、缘由各异的和亲出现。
据有关学者统计，从汉王朝开始到清王朝结束，有记录的和亲次数达到102次（其中汉王朝8人，十六国8人，南北朝5人，隋王朝6人，唐王朝17人，五代时1人，西夏1人，辽朝3人，元朝38人，清王朝21人），这102次的和亲者，基本上都是公主或皇帝的宗室女认作皇帝的女儿后嫁出去的。当然，也有不是以公主身份嫁给和亲对象的，如和亲达到顶峰的清王朝，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据秦永洲和华立的统计，自天命初年（公元1616年）到乾隆末年，下嫁到外藩蒙古的公主、格格共有公主22人、郡主21人、县主6人、郡君9人、县君7人、乡君6人。
和亲，作为统治者为达到自身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政治手段，主观上是为了解决当时朝廷面临的困难或问题，缓解或促进和亲双方的矛盾或利益，客观上促进了不同群族或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从历史上看，凡北方少数民族主动要求和亲的，通常都是因为对中原王朝的向往和钦慕，是对先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先进文化的认同，这也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一种体现。
汉王朝的和亲，是从其始祖高祖开始的。
公元前202年，高祖亲率32万大军出征匈奴，同时镇压韩王信的叛乱。高祖率骑兵先行到达平城后，在汉军步兵尚未完全到达的情况下，轻举妄动，贸然闯进了匈奴在白登山设下的埋伏圈。高祖虽然率兵与匈奴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却始终无法突出匈奴的包围圈，最后在白登山被围困了七天七夜，尽管用陈平之计得以脱围，高祖却自感汉王朝一时无力抵抗强大的匈奴，为减少与匈奴的直接对抗，采纳郎中刘敬的建议，将刘姓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并约定每年送一定数量的絮、缯、酒、食物等物品给匈奴，以缓和与匈奴之间的关系。有关白登山之战的具体情况，我们在后来将作比较详细的描写。
当时刘敬的建议是将高祖的亲生女儿鲁元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吕后得知这个消息后，在刘邦面前日夜啼哭，说“我只有太子和这一个女儿，怎么忍心把她抛弃远嫁给匈奴呢！”高祖最终拗不过高后的哭求，加上自己也对鲁元公主喜爱有加，不忍心将自己的爱女远嫁北方异族，最后选了一个刘姓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
刘敬当时对高祖的建议是“陛下如果能把皇后生的大公主嫁给冒顿作妻子，并送给他丰厚的礼物，冒顿单于知道是汉王朝皇后生的女儿，又送来丰厚礼物，粗野的外族人必定羡慕用汉家女子做阏氏。冒顿单于成了汉王朝的女婿后，生下的儿子必定作太子，将来便可以接替单于的位置，这样一来，匈奴单于就是陛下的外孙，哪里听说过外孙敢同外祖父分庭抗礼的呢？这样，不用军队出战就能使匈奴臣服。如果陛下不能派大公主去，而让其他皇族女子或是嫔妃假冒公主嫁过去，单于肯定会知道，这样的话就不会亲近她，也不会尊敬汉王朝，那样就没什么好处。”
这便是汉王朝和亲的由来，也是汉王朝的第一次和亲。
高祖的这次和亲，虽然并未解决问题，却使汉匈之间的矛盾暂时缓和了一段时间。
汉惠帝三年，冒顿单于写信调戏高后，面对匈奴的挑衅，高后自感汉王朝无力对抗匈奴，只好低头，客客气气地回了一封言辞恭敬谦卑的信，并以宗室女与匈奴和亲。这是汉王朝的第二次和亲。
现在刘恒再次提出“延续高祖和高后时的策略，以和为上策”的办法，可以说是为他在朝为帝时的匈奴政策定下了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