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实施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举措，统一货币便是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秦始皇颁布的相关法令规定，全国使用统一的货币。而秦王朝的统一货币分为黄金和铜钱两种，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铜钱为下币，按枚使用，币面铸有“半两”二字，表明每枚铜币的重量是半两，史称半两钱。明确了统一货币后，便禁止将其他财物作为货币流通，“半两”钱由此成为全国统一的法定货币。
“秦半两”青铜币以“圆形方孔”为货币造型，无内外廓，背平无文。考证认为方孔代表地方，外圆代表天圆，“圆形方孔”象征着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这是一种普遍接受的观点。当然，也有人认为，圆形方孔是生产、加工的需要，便于携带、流通和储藏，并且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形成的较为科学的制式）。
青铜币上的“半两”二字为小篆，据考证说是秦国着名丞相李斯题写的。题字布局严谨，笔划方折，雅卓刚健。
钱币形状圆中有方，方外有圆，刚柔并济，静动结合，达到了匀称均衡之美。“半两”钱的造型极具政治色彩，是秦代“天命皇权”的象征。《吕氏春秋·圜道篇》说：“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天下。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下一上，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圆，臣主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秦王朝统治者认为外圆象征天命，内方代表皇权，把钱做成外圆内方的形状，象征君临天下，皇权至上，“半两”钱流通到何处，皇权威仪就散布到何方。
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圆形方孔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持续时间长达两千多年，从中便可窥见秦王朝对中国历史影响之一斑。
秦“半两”钱重十二铢（秦代二十四铢为一两），直径十二分（2.4厘米），穿孔的边长各为六分（1.2厘米），这些数字都是六或六的倍数。“六”是阴阳五行中水的记数，如此众多的六出现在钱币上绝非偶然，是古人一种思想含义的体现。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理论，金生水。由此，可以推测出秦王朝时期，人们对于水有多么深刻的渴望。实际上到了现在，陕西地区仍然是相对比较缺水的区。
从材料利用和制作工艺来看，“半两”钱的造型比其他任何形状的造型都节省铸材，是一种最优化的形状选择，而且中间的方孔便于固定锉修和穿串携带，非常具有实际使用意义。
汉承秦制，西汉初年继续使用秦王朝的半两钱。丈夫在军旅从军，需要家里的妇孺长者转送粮饷，如此一来，就增加了不少输送任务。而汉王朝是建立在长期征战杀伐基础上的，长年的战争，使得财物极度匮乏，连皇上乘坐的车驾都找不到毛色相同的四匹马，其他将相只能乘坐牛车，百姓家里则更是什么财物储藏都没有，就更不用说用牛马之类的东西驮运粮食和比较笨重的钱币了。
秦王朝所铸钱币因为较重难以使用的呼声，引起了朝廷的关注，但由于朝廷铸钱能力有限，便由朝廷设计，允许民间自行铸造比秦朝钱币更轻的钱币——榆荚钱，并确定每钱重三铢。但如此一来，又由于钱太轻，再加上一些“不轨逐利之民”囤积居奇，使得民间物价飞速上涨，以至于“米至石万钱”。
针对三铢钱的弊病，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改行“八铢钱”，到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六月，因为八铢钱价值过高，对那些极少财富的普通小民百姓来讲，使用极为不便，高后六年又废止“八铢钱”，改行五分半两钱。
朝廷对钱币重量的不断调整，加上不轨之徒千方百计从中谋利，更兼朝廷允许私人铸钱，使得天下财富聚集到了少数人那里，朝廷和黎民百姓很难积攒财富，这不仅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秩序，而且如吴王刘濞之类的诸侯因为自己拥山铸钱，富埒天子，促进了其叛逆朝廷野心的增长。
刘恒赏赐铜山给邓通，让其自行铸造钱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通过邓通铸造的钱币，改变社会上流通钱币份量过轻或过重，百姓不喜爱朝廷钱币喜欢诸侯铸造钱币的问题，对冲抵消诸侯造币对朝廷财富造成的巨大截流。
邓通铸出样币后，送给刘恒检审。在多种样币中，邓通选了三种样币请刘恒检审，一种完全是秦王朝钱币的形状，一种是汉王朝钱币的形状，还有一种形状和秦王朝的“半两”钱形状基本一致，但在钱币正面上下各有一块凸起，呈方形、圆形、条形、椭圆形或不规则状，高低、形状各异，如同湖泊里隆起的一个岛屿，并且穿孔较大，钱文工整、狭长。三种样币的重量都是四铢半。
刘恒见了邓通送来的三种样币，觉得新样币既好看又有质地，而且因为是全铜铸造，紫红色的颜色显得很是诱人，便认同以全新样币为范铸造钱币。
刘恒确认全新样币后，邓通给刘恒解释说，为什么要在钱币的正面凸出一块，是象征南极仙翁的额头，以此感念皇上的赏赐之恩，祝福皇上福寿康宁、多福多寿！
听了邓通的解释后，刘恒更是高兴不已，感到邓通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随时随地都能想到自己，对邓通的宠幸也更进一步。
样币得到刘恒认可后，邓通特意嘱咐家人，要他们必须严格按照样币铸造，其工艺流程必须稳固，决不能偷工减料，特别是钱币的材料，只能用纯铜，决不能在铜料中添加其他任何杂物。
当第一批钱币铸造出来后，邓通兴冲冲地让家人送来一万钱新币奉献给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