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地距离中央五百里的，宿卫一次得五番，一千里的七番，一千五百里者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十二番。
照番数计算，五百里者往返两次，适抵二千里者往返一次。
一千五百里者往返三次，适抵二千里以外者往返两次。
计番数，可以轮番到中央，上宿平均劳逸。
若遇国家有事，则全国各府均可抽调，并不与宿卫番数相干。
这是说的兵队。
至于军官呢？在中央直辖有十六个卫，每个卫，都有一个名称，各卫的都设有大将军。
有事打仗，就由大将军统领出征。
待战事结束，兵归于府，将归于卫。
军队回到本乡，在他府里有一个折冲都尉，是主平时训练的。
所以唐代养兵，既不花一文钱，不费一粒米，而养将，也不使预问政事。
除却战事外，也并不统带军队。
武官立功，以勋名奖励。
文官份品级，武官份勋阶。
故武官又称勋官，勋官有爵号无实职。
立功以后，最高的在朝做大将军，多数还是回家种田。
然而他获有勋爵，国家社会对他自有某种优待。
有时是经济的，有时是名誉的。
《木兰词》所谓策勋十二转，勋位也是一级一级升上的，这不是升官，而是升勋。
武官有勋无职，因此并不干预政治，而自有其尊荣。
唐代就根据这个府兵制度来统治全国，同时向外发展，变成当时全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后来府兵制度也失败了，怎样失败的呢？这也不是当时人不要此制度，而实由于人事之逐步颓废，而终至于不可收拾。
第一，各地府兵都要到政府轮值宿卫，这些当宿卫的府兵，论其家庭经济，都是很殷实的，平素的生活也都过得好，这因穷苦家庭的子弟根本不准当兵的。
在唐太宗时，这种士兵到中央宿卫，皇帝自己也时同他们在宫廷习射。
政府看得起他们，他们也就自觉光荣。
后来天下太平，每常几万人轮番到中央，没有事情做。
皇帝当然也不再注意到他们了，于是今天某大臣要盖花园，明天某亲贵要造宅第，都向军队商量，借多少人手去帮忙。
士兵变成了苦工，受人贱视。
下次遇到上番值宿，便多逃亡规避。
第二，在唐初，府兵出外打仗阵亡，军队立刻把名册呈报中央，中央政府也马上会下命令给地方，立刻由地方政府派人到死难士兵家里去慰问，送他勋爵，给他赏恤。
阵亡军人的棺木还没运回，而政府一应抚恤褒奖工作都已办妥了。
这等事关系极大，尤其在军队的精神上，有说不尽的鼓励。
我们看现代西方国家，也在这样做。
但中国唐代，早就这样做了。
到后来，军队和政府，还是犯了一个松懈病，疏慢病。
军队士卒死亡，不一定即速呈报到中央，中央又不一定分头转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又不一定特为此事到他家里，战事也结束了，军队也复员了，但死者家属，还不见政府派来人。
死的似乎白死了，人心便这样地渐渐失去了。
此外已经有了相当勋位的军人，正因为勋位仅仅是一种荣誉，并不与实职官员一般，换言之，他还是一个兵。
而于是政府要员，有时还要派他去服力役，给差唤。
因此勋位在身，不为荣而转为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