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为阳，故天子南面听朝；北为阴，故王后北面治市。
左为阳，是人道之所向，故祖庙在左；右为阴，是地道之所尊，故社稷在右。
如前所述，《周礼》王城的选址也是在阴阳之中。
所以，钱穆先生说，《周礼》‘把整个宇宙，全部人生，都阴阳配偶化了‘（《周官著作时代考》）。
战国又是五行思想盛行的时代。
阴、阳二气相互摩荡，产生金、木、水、火、土五行。
世间万事万物，都得纳入以五行作为间架的体系，如东南西北中等五方，宫商角徵羽等五声，青赤白黑黄等五色，酸苦辛咸甘等五味，等等。
五行思想在《周礼》中也得到了重要体现。
在《周礼》的国家重大祭祀中，地官奉牛牲、春官奉鸡牲、夏官奉羊牲、秋官奉犬牲、冬官奉豕牲。
众所周知，在五行体系中，鸡为木畜，羊为火畜、犬为金畜、豕为水畜、牛为土畜。
《周礼》五官所奉五牲，与五行思想中五畜与五方的对应关系完全一致，具有明显的五行象类的思想。
与此相呼应，地官有‘牛人‘一职，春官有‘鸡人‘一职，夏官有‘羊人‘一职，秋官有‘犬人‘一职，冬官有‘犬人‘一职。
综上所述，《周礼》是一部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的蓝图。
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周礼》中没有先秦礼制的素地。
恰恰相反，作者对前代的史料作了很多吸收，但不是简单移用，而是按照其哲学理念进行某些改造，然后与作者创新的材料糅合，构成新的体系。
蕴涵于《周礼》内部的思想体系，有着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诸家本各为畛域，《易》家言阴阳而不及五行，《洪范》言五行而不及阴阳；儒家讳论法治，法家讥谈儒学。
阴阳与五行，经由邹衍方始结合；儒与法，经由荀子才相交融。
儒、法、阴阳、五行的结合，肇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
《周礼》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法、阴阳、五行诸家，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
其精致的程度，超过《吕氏春秋》，因而其成书年代有可能在《吕氏春秋》之后，而晚至西汉初。
五、学术与治术兼包《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后儒叹为‘非圣贤不能作‘，诚非无稽之谈。
所谓‘学术‘，是说该书从来就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
汉代经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称为‘今文经‘，用六国古文书写的称为‘古文经‘。
汉初在孔子府宅的夹壁中发现的文献，以及在民间征得的文献大多是古文经，而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经。
今文经与古文经的记载不尽一致，因而双方时有争论。
汉代古文学以《周礼》为大宗，今文学以《礼记王制》为大宗。
为此，《周礼》每每成为论战中的焦点，加之它传授端绪不明，屡屡受到今文学家的诘难，如著名经师何休就贬之为‘六国阴谋之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则指斥它出于王莽篡汉时刘歆的伪造。
相反，褒之者如刘歆、郑玄等则誉之为‘周公之典‘。
尽管如此，《周礼》依然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
唐人为‘九经‘作疏，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贾公彦的《周礼疏》，受到朱熹的赞赏。
清儒为‘十三经‘作新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冠绝一世，至今无有出其右者。
历代学者围绕《周礼》真伪等问题所作的种种考索，更是浩繁之至。
所谓治术，是说《周礼》作为一部治国纲领，成为历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
古人言必称三代，三代之英在周。
古人笃信《周礼》出自周公，书中完善的官制体系和丰富的治国思想，成为帝王、文人取之不尽的人文。
《周礼》的许多礼制，影响百代。
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
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
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