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常州学派上承汉代的今文经学，依据《公羊传》及董仲舒、何休等人著作，借阐发孔子“微言大义”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态度，影响及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思想家。
古人以后，经学今古文之争遂告结束。
然作为不同的治学方法与对待古代思想文化典籍的不同态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影响并未结束。
“经史子集”是我国古代读书人对经典的分类法。
“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如《四书五经》、《六经》、《十三书》、《白虎通》等。
“史”是指历史典籍，如《史书》、《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
“子”是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学，如《荀子》、《老子》、《庄子》、《论衡》等。
“集”是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分为总集、选集、别集，如《乐府诗集》、《古诗集》、《全唐诗》、《古文观止》等。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六说到中国的礼仪文化，不能不提到《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
《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纲领——《周礼》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作者佚名。
原书当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
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
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
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一、聚讼千年的学术公案《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
《周礼》六官的分工大致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
《周礼》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
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周礼》面世之初，不知什么原因，连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没见到就被藏入秘府，从此无人知晓。
直到汉成帝时，刘向、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献，才重又发现此书，并加以著录。
刘歆十分推崇此书，认为出自周公手作，是‘周公致太平之迹‘。
东汉初，刘歆的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郑众、贾逵、马融等鸿儒皆仰承其说，一时注家蜂起，歆学大盛。
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却无法确定它是哪朝哪代的典制。
此书名为《周官》，刘歆说是西周的官制，但书中没有直接的证明。
更为麻烦的是，西汉立于学官的《易》、《诗》、《书》、《仪礼》、《春秋》等儒家经典，都有师承关系可考，《汉书》的《艺文志》、《儒林传》都有明确的记载，无可置喙。
而《周礼》在西汉突然被发现，没有授受端绪可寻，而且先秦文献也没有提到此书，所以，其真伪和成书年代问题成为聚讼千年的一大公案。
历代学者为此进行了旷代持久的争论，至少形成了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
古代名家大儒，以及近代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讨论，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作为主流派的意见，古今判若两途。
古代学者大多宗刘歆、郑玄之说，认为是周公之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