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太后归政之后，仍然可以通过少帝，对朝政发生影响，使董卓难于真正操纵皇权。
更严重的是，董卓如果杀死何太后，又将同少帝结下深仇。
董卓对少帝这个潜在的敌人，不得不有所防范。
废黜少帝之事，大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董卓需要寻觅一位刘姓宗亲，取代少帝的位置。
当时，少帝异母弟、陈留王刘协是最合适的人选。
除了与灵帝血缘亲近的条件外，陈留王生母王美人当年正是何后鸩杀的。
陈留王后来为灵帝母董太后收养，而董、何两位太后关系紧张，人们甚至怀疑董太后之死，是何太后及何进所害。
陈留王终将与何太后产生隔阂。
是不言而喻的。
换言之，董卓严酷处置何太后，无须担心引起陈留王的敌对情绪。
值得一提的是，董卓废少立献乃至逼何太后还政，又是以何太后的名义进行的〔3〕。
按照东汉后期形成的制度，从皇帝去世到幼帝亲政前的一段时期，临朝的皇太后在政治上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掌握包括选择皇位继承人等重大国事的最终决策权。
何太后临朝听政业已昭示天下，董卓藉太后之策行废立之事，就获得了合法的名义。
其后袁绍谋立刘虞为帝，遭到曹操的坚决反对，表明董卓的政敌们并未抓住任何抨击乃至颠覆献帝法统的口实。
董卓假手何太后废少立献，在策略上是成功的。
实际上，董卓逼何太后还政，也是由太后本人向国民表态。
前引《献帝起居注》所录策文又曰：“皇太后教无母仪，统政荒乱，”为何氏罪己之诏。
而何太后丧失了权柄，就只能坐以待毙。
《后汉书献帝纪》中平六年九月，“甲戌，即皇帝位。
……迁皇太后于永安宫〔4〕。
丙子，董卓杀皇太后何氏。”
值得注意的是，董卓迫不及待地除掉何太后，却迟迟未对少帝下手。
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董卓进京之后，是把临朝的何太后而不是少帝，视为政治上主要的或最危险的对手，因而也是把何太后作为首先消灭的目标。
（三）废少立献与何太后归政的政治意义东汉末叶日益加剧的政治危机，已经孕育了革新皇权的形势。
《后汉书党锢传》序论曰：“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以往史家多引此言，概括“清议”运动发动的背景。
余英时先生又谓东汉士大夫在与外戚宦官的冲突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群体之自觉”〔5〕。
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上述现象的根源，就不难发现：外戚、宦官得以在政治上肆虐，又是同皇权的支持分不开的。
因此，尽管党人名士在如何对待当朝皇帝或皇太后的问题上，态度大相径庭，可是当他们自觉地与外戚、宦官划清界限时，实际上又表现出对皇权的独立性。
我认为此种独立性，应该就是所谓“东汉士大夫之新自觉”的基本内涵，这也许可以算是对余说的一点补充。
《党锢传》谓牢修“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酿成党锢之狱。
需要注意的是“诽讪朝廷”一句。
朝廷在此应指皇帝，《后汉书王允传》“朝廷”一语下李贤注云：“朝廷谓天子也。”
与此同义。
范晔既言“诬告”，李膺等人之“诽讪朝廷”，大概是无中生有的罪名。
但我们不能设想，党人名士面对“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的现状，一方面激烈批判宦官，另一方面却又丝毫不触及在位的皇帝和临朝的太后。
《后汉书逸民传》记录一则“汉阴老父”指责灵帝的故事。
余英时先生推断，这是汉末社会上流行的看法，表明当时名教的君臣一伦已发生动摇〔〕。
余氏的主旨在于探讨魏晋君主观的源流，与本文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