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之所以有成功的军事政绩，是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他法家思想的启现，是他推行统一中国的法家路线的结果。
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三、诸葛亮法家思想的伟大实践诸葛亮自公元207年登上政治舞台后，在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中，使其法家思想得到了伟大实践，极力推行了统一祖国的法家政治路线，其成果辉煌。
公元2o8年，他亲赴紫桑，说服孙权，孙刘联兵，以少胜多，赤壁一战，击败曹操。
尔后助刘备趁胜“跨有荆益，保其岩阻”。
公元221年使刘备正式建立蜀汉政权，与曹魏、孙吴鼎足抗衡。
刘备死后，他“两和诸戒，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
“务农植谷，闭关息民”。
“七擒七纵’孟获，平定南中。
“军资所出，国民富绕”。
“冶戒讲武，以侯大举”。
自公元227年始，“奖串三军，兴师北上，五出祁山，八年伐魏。
终因主客观原因所限，未能达到“北定中原”的总目标，公元234年病发五丈原军中。
“出归未捷身先死”，但他顺应历史潮流，在其法家思想的实践上，为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安宁、社会生产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l、“内修政理”，以法治蜀。
诸葛亮在治蜀方针上采取了先秦法家“法住而国治”的思想。
化为了革除刘焉父于推行儒家仁政而造成“文法羁糜互相承事，穗政不单，威刑太肃。
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答法正书》)的混乱状况，坚持“以法治蜀”的鲜明立场。
“刑法峻惠”，严加抑制豪强兼并割据势力。
当时法正劝诸葛亮应“缓刑驰禁”。
诸葛亮严正回答，并明确宣布：“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思；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
恩荣并济，上下有节。
为治主要，于斯面薯”《答法正书》。
有人讽刺他吝惜敖罪，他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治理国家要用“以刑德治臣”。
因而在北伐中，蒋瑰认为正在用人，劝请葛亮不宜斩马谩，诸葛亮在《论斩马谩》中说：“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此说明诸葛把法治与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实现统一，必须“以法治蜀”，“内修政理”。
因此，他在政治上“刑不择贵”，组织上“务在举贤’；轻济上推行屯田，“务农植”，盐铁官营，他从各方面整顿法纪，革新政治，抑制豪强，有效地加强了蜀汉中央集权统治秩序。
2、“科教严明，赏罚必信”。
诸葛亮在《赏罚》中说：“禁令刑罚，所以成心”，“赏以兴功，罚以禁奸”。
他认为法令刑罚是治国的重要工具，可震慑人心，劝善规恶。
他说：“经常之法，规矩之要”。
如何掌握和发挥这一工兵作用，诸葛亮主张“有忠于国”(《与群下策》)反对“竖私枉公”(《兵要》)。
他认为“赏罚不明，教令不常，以私为公”，“人有二心，其国家危殆”(《赏罚》)，影响到国家的存亡。
所以，诸葛亮在治政洽导中，‘开诫心，布公遭，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劲必戴”(《诸葛亮传》)，并建议刘禅要“陟罚撼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出也”《前出师表》。
他“赏不逾时”，“刑不阿贵”。
萱恢出使东吴有功，回国后“未满三日，辟为丞相府属，迂巴郡太守”《萱恢传》。
甫将军李严受刘备托孤之重，诸葛亮发现他两面三刀，破坏了北伐，即上表贬黜。
他在《赏罚》中明确说：“赏罚不避怨仇，则齐桓褥省仲之力。
诛罚不避亲戚，则周公有杀弟之名”。
这是他对先秦法家“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