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术儒术”、“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干数”《刘表传》。
然公元200年“官渡之战”曹操胜袁绍后，统一北方的形势将近；孙权割据江东亦趋稳固。
急剧变化的形势，激荡着荆襄志士仁人。
颖川徐元直、后广元、汝南孟公威，博陵崔州平等，他们与诸葛亮“晨夜相从”，读书吟诗，谈古论今，评论天下大事，抒发自己的见解，游学傲社会调查，运用法家思想，分析现实，研究历史，寻找实现统一祖国远大政治报负的良策。
他们耳闻目睹了董卓造乱、二袁等坚持儒家路线的败亡；黄巾农民起义的威力；曹操、孙策、孙权执行法家路线的胜利；由于豪强、州郡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深受饥苦的情景。
因此，诸葛亮对当时的现实和人民渴望统一的愿望感受极深所以当他身居草庐，志在统一，成为当时“识时务”的俊杰。
因而诸葛亮多年后在《又与群下教》中说“昔初交崔州平，屡闻得失。
后交徐元直，勤启‘诲”。
在这些人帮助下，特别是他和不满刘权妁襄阳名士庞德公、司马德操过往甚密。
这样，便在襄阳形成一支鄙视儒生的集团，他们认为儒生是“不识时务”的庸才，只有懂得时务的人才是人才。
庞德公是这一集团的首领，很器重诸葛亮，称作“卧龙”称司马德操为“水镜”、庞统为“凤雏”。
庞德公之子庞山民娶诸葛亮小姐姐为妻。
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又是沔南名士，其妻“才堪相配他韵贤内助。
这些密切的社会关系与他们对社会实践的调查研究以及他十年的躬耕实践，无不是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之因。
4、学习特征。
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是和他青少年时代精读研究法家著作，博采众长分不开的。
诸葛幼年时期，齐鲁文化的熏陶，法家人物管仲、乐毅是他们所崇拜的垂范。
诸葛亮客居襄阳，隆中十三年，特别是隆中少年的躬耕中，他刻苦学习，阅读了许多政治、经济、军事书籍，精研了历代政治、经济和各学派的政治主张及思想观点，通过分析得出：“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长于札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诸葛亮集、论诸子》。
他对先秦法家人物特别是管仲、申不害、韩非等人的著作，更是认真钻研，“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诸葛亮传》这些法家著作的学习对他的法家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从《诸葛亮传》载看，他学习不死读书，而是“观其大略”，抓住纲领，体会精要。
反对抓住经典不放，寻章摘句，窜凿附会的烦锁考证而脱离现实的儒学之风。
他从所读著作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和教训，作为观察社会现状和天下形势的借鉴。
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
树立了他远大的理想与政治报负，形成了他的实现国家统一的法家思想。
诸葛亮的这一远大报负从他以后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诫外甥书》、《诫子书》、《又诫子书》、《与兄谨言子界书》、《与兄谨言子赡书》中，要求晚辈要有远大志向和奋斗目标可以明确看出。
如《诫外甥书》“夫志当存商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儿之志，燃揭然所存，侧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间，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灵趣，如患于不济。
若志不强，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兔子下流也”。
这段话，可说是诸葛亮青少年时代远大政治报负的自述。
由于以上四点重要原因，使诸葛亮法家思想逐步形成，因而207年刘备“三顾茅庐”时，他能在怪中对策中，为刘备精辟地分析了客观形势，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统一革新法家路线，先取荆州、益州，与曹操鼎立。
然后和戒扶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
而后再两路出兵，“北定中原”，以成霸业，重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此后，诸葛亮以自己的法家思想和路线，在中国历史上谱写出了光辉的政治、军事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