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王应麟依照《周礼春官大宗伯》对礼的划分方法，将十七篇分为四类：《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等三篇记祭祀鬼神、祈求福佑之礼，属于吉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等四篇记丧葬之礼，属于凶礼；《士相见礼》、《聘礼》、《觐礼》等三篇记宾主相见之礼，属于宾礼；《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等七篇记冠昏、宾射、燕飨之礼，属于嘉礼。
其实，《仪礼》的篇数至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
郑玄引刘向《别录》，说《仪礼》为十七篇，但又说《别录》称《既夕礼》为《士丧礼下篇》，称《有司彻》为《少牢下篇》，如此，则《别录》所见《仪礼》应该只有十五篇，可能另有两篇已经失传。
王充在《论衡谢短》篇中说‘今《礼经》十六‘，这是他所见《仪礼》的篇数。
而荀悦《汉纪》则说：‘高堂生传《士礼》十八篇。
‘可谓莫衷一是。
作者：溪山琴况200581021:58回复此发言32回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连载据《汉书艺文志》，汉代的《仪礼》有古文经和今文经两种。
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
《汉书艺文志》目录：‘《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
‘前者为古文，后者为今文。
所谓《礼古经》，出于鲁淹中（或说出于孔子壁中），有五十六篇。
‘《经》七十篇‘，即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士礼》，‘七十‘乃‘十七‘之误倒。
今文经只有十七篇。
比古文经少三十九篇。
今、古文《仪礼》都有的十七篇，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文字上有差异，因此，《仪礼》实际上无所谓今古文的问题。
古文经多出的三十九篇，因不在当时通行的礼经之中，人们多不传习，后来渐渐失传了，人们称其为‘逸礼‘，其面貌今已不可知，甚至连篇名也很难考索。
《周礼》、《礼记》的郑玄注，以及其它一些古书的注疏中，曾经提到《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烝尝礼》、《王居明堂礼》、《古大明堂礼》等篇名，王应麟认为就是三十九篇‘逸礼‘之属。
元儒吴澄又将这些文字分类汇辑，附在《仪礼》各篇之后。
但也有学者认为，三十九篇‘逸礼‘传授不明，又无师说，可能是子虚乌有之物。
清人邵懿辰认为，后人所引及吴氏所辑，内容与十七篇所记不相类，文字也不古朴，很可能是后人的伪作，而不是当时通行的礼。
二、《仪礼》的作者与撰作年代关于《仪礼》一书的作者及其年代，自古以来就存在分歧。
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是孔子所作。
古代的学者大都踵此二说。
如崔灵恩、陆德明、贾公彦、郑樵、朱熹、胡培翚等都持周公手作说，他们根据《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的记载，认定周公所制的‘礼‘，就是《仪礼》及《周官》等书，是周公损益三代制度而写成的；他们还认为，《仪礼》词意简严，仪节详备，非周公不能作。
而司马迁、班固等则认为《仪礼》是孔子所作，说孔子慨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因而追迹三代之礼而作此书。
以上两说，以孔子作《仪礼》说比较合理。
据《礼记杂记》记载，恤由死后，鲁哀公曾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
也就是说，《仪礼》的《士丧礼》在这时经过孔子的传授被正式记录下来了。
皮锡瑞《三礼通论》、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据此认为，这是孔子作《仪礼》的明证，并进而推论其余十六篇也是孔子所作。
他们还认为，《仪礼》文字风格与《论语》非常相似，其内容与孔子的礼学思想也完全一致，例如孔子很重视冠、昏、丧、祭、朝、聘、乡、射等八礼，而《仪礼》十七篇正是记述这八种礼仪的，这不能说是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