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个制度到了光武皇帝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郎署里的人才太多，要待分发任用的人才数不胜数，于是本朝无定期的选拔和特殊选拔制度就搁置了，仕途仅仅剩下了孝廉察举一条路。
但就是这样，人还是越来越多，于是朝廷命令分区察举，然后又演进到按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察举。
当时郡国满二十万户的才能察举一个孝廉，于是孝廉成了一个抢手货，这把原来孝子廉吏的原义完全丢失了。
后来又因为请托舞弊，逼得朝廷在察举孝廉后又加上了一番考试，如此一来，原来察举孝廉的用意就彻底没了。
本朝选拔人才，最先必进太学读书，这样才能获得补吏的身份。
做了补吏后，才能获得察举的资格。
这种由教育而行政实习，由行政实习而选拔，再由选拔而考试，由考试而任用的四个阶段，看上去似乎很合理，但弊端极大。
在这个年代，穷人读不起书，普通士人的读书机会也很难得。
首先书本非常不容易得到。
这时的书籍都用竹帛书写，很少纸张。
即使有纸，也是贵重至极。
（此时尚无印刷术，要到唐宋才开始有印刷。
）古代书本必得传抄，一片竹简只能写二十来字。
抄一本书，耗费极大。
帛是丝织品，它的贵重可想而知，一般人家根本没有。
就算你有竹简，有绢帛，但你没有书。
要抄一本书，你得不远千里寻师访求。
话说回来，如果老师不收你，你到哪里抄书去？因此在这个年代，读书求学，是一件极为奢侈的事，一般贫穷百姓想都不敢想。
当然，如果你出身读书家庭，那这书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本朝爵位虽然不可世袭，而书本世袭却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可以干涉。
有了世代的书本就有了世代经学，有了世代经学，便可世代入仕。
比如象许劭这种人，你不做官，皇帝也要逼着你做官。
因此，学问与书本，其实就是权势和财富。
黄金满屋，不如遗子一经，就是这个道理。
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做官家庭也就是有钱有势的家庭。
如果家里有一个做到二千石的官，当上一郡太守，便可有权察举。
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门生故吏。
这些人发达后，对故主总要报点私恩，必然也会察举他的后人。
每郡的孝廉人数有限，于是这有限的名额就落在了几个有限的家庭里。
这几个有限的家庭就成了所谓的世族门第。
这些门阀世族每个郡都有，他们越来越兴旺，此郡做官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由此可以想象，在这种环境下，吏治腐败也就成了必然。
一个好的制度变成了坏的制度，尤其是这种关系到王朝兴衰，国家兴亡的制度变坏了，大汉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
唯才是举，说起来很轻松，说了几百年了，结果这个“才”是有，这个“举”却出了问题。
要想真正做到唯才是举，难度非常大，这个“才”和“举”的矛盾非常突出。
现在能读书的，家境都不错，没钱读不了书。
到目前为止，听说放牛的不但读了书，还做了官的，目前只有经许劭点评的豫州六贤之一的虞承贤。
不过这个虞承贤在被许劭点评之前，是个乡里的牧监，不是放牛赶车的。
这就象何进不是屠夫一样，这个人其实也还是个读书人，不过地位低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