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是，现在刘虞走了，能主掌权柄，能指挥李弘而又能坚定改制的太傅大人走了，现在就剩下一个谁都无法控制的李弘了。
如果李弘不愿意改制，没有坚定的决心和一往无前的勇气，那就什么也做不成。
李弘掌控着大汉国最强悍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也只有李弘能控制，如果他不干，将来别人就算想干，也会被李弘以大汉叛逆的罪名一刀砍了。
赵岐抬头看看李玮，使了个眼色。
李玮轻轻咳嗽了一声，小声说道：“老大人所说的这三件事，是社稷中兴的根基，直接关系到社稷中兴大业能否成功。”
因为学术思想的不同，治国策略也大不一样，什么样的学术思想决定着什么样的治国策略。
比如法家以重法轻礼治国，儒家重礼则以德治国。
治国策略的不同，又直接导致了国家律法的不同，具体国策的不同。
比如有的先贤提倡以民为本，有的先贤提倡以君为本，有的认为富国强民要农工商并重，有的则认为要重农抑商。
从本朝来说，自高皇帝到孝文皇帝、孝景皇帝，都信奉黄老之学，本着以民为本的主旨，采取无为而治，清静守法，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的治国策略。
具体到律法和政策上就是依法治国，皇权和相权分开，财赋政策灵活自由，赋税低，官府干预少，自由放任。
所以这一时期国富民强，是本朝空前的盛世。
到了本朝的孝武皇帝，事情发生了变化。
孝武皇帝崇尚武功，远击匈奴后，继而又要拓展疆域，征伐天下。
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大臣们的支持，而国库也越来越枯竭，于是他立即开始改制变法。
孝武皇帝首先从学术思想上动手。
大儒董仲舒上书，要求尊儒隆礼，推行教化。
孝武皇帝随即尊崇儒学，罢黜百家，结束了黄老之学在本朝学术思想上的主导地位。
然后孝武皇帝征辟大量儒士，以儒家学术为基础，以君为本，大肆修改律法国策，继而结束了本朝清静守法的时代。
“以德治国”随即取代了“以法治国”。
具体到朝廷来说，就是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内廷权重。
皇帝独揽权柄，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为所欲为，皇帝的意志成为律法，实现了极端的人治。
具体到财赋政策来说，就是重农抑商、增加赋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甚至征收算缗钱，重击商贾。
从春秋、战国，到秦，到本朝，凡权力斗争最残酷最激烈的时候，都和学术思想、和治国策略有关。
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商鞅变法，虽然这一时期秦国的权力斗争最血腥，但商鞅的变法却成功帮助秦国由弱转强，莫定了始皇帝统一天下的基础。
反观我们的孝武皇帝，他的改制却让大汉国由盛转衰，并造就了两百年前的王莽篡国之祸，今日的社稷败亡之灾。
我们要拯救杜稷，要中兴社稷，首先就要从社稷的根本开始拯救，那就是学术思想。
现在就是要尊奉古文经学，以古文经学为官学。
学术思想改变了，治国策略随即改变，那就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辅。
这个治国策略对学术上来说，就是不再独尊儒学，而是兼习法学，黄老之学和荀、孟之学等等诸子百家的学术。
对律法政策来说，就是一改旧日的以德治国，而是外礼内法，隆礼重法，礼法并重。
学术思想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等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这种改变后，随即将“德主刑辅”改为“以法治国”。
以民为本，以法治国才是我们最终的治国策略。
皇帝和庶民一样，都要遵从大汉律法，这样才能重建盛世，中兴社稷。
以法治国的策略具体到朝廷，就是皇权和相权分开，皇室和朝廷分开。
具体到财赋政策就是轻徭薄赋，农工商并重，盐铁放开，与民休养。
“老大人所说的官学、国策、官制正是保证社稷中兴的关键所在，也是大汉国祚得以延续的根基。
中兴之路非常长，非常艰险，需要君臣上下齐心，群策群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李玮稍稍停顿了一下，语调低沉地说道，“今天社稷的危亡是改制中兴的一个契机，但也许我们会失败，也许我们都会和商鞅一样，死于非命，所以请大人务必慎重，惧重又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