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成事在天 第二十一节大汉国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二月。
十二月初，天子车驾到达临汾。
此时天气已经转冷，大司马大将军李弘有意督请朝中大臣暂时放下政务，转而集中精力赶路，先把天子和朝廷迁到晋阳再说，但他的建议遭到了否决。
朝臣们在修订官制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天子车驾不得不在临汾大营停了下来。
本朝官制虽然遵从三公九卿制，但这个三公九卿是指外朝官，也就是外廷。
三公九卿的府衙都在皇宫外面。
孝武皇帝雄才大略，需要诏令决策迅速上传下达，但由于公卿权力过大，孝武皇帝受到了很大掣肘，皇权无法如臂指使，于是他开始重用中朝官。
所谓中朝官就是设在皇宫内或与宫内有关系的官吏，一般是指尚书、侍中和大夫。
他们负责收发文书奏章，位卑而职微，外朝官一般不拿正眼看他们。
孝武皇帝于是以“加官”的名义把一些心腹大臣调进了皇宫，并任命外戚担任的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主掌尚书事务，以便与外朝官抗衡，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为首的中朝官体系。
皇帝一般与尚书、加官的朝臣商议大计，而公卿大臣却不能参予。
所以中朝官对朝政有更大的决策权，很多政事都是中朝官议定后由皇帝下诏执行。
到了光武皇帝时，三公没有实权，尚书成为出纳王命的显要官职。
此时尚书台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和六曹尚书，时称“八座”，地位非常尊崇。
中朝官权重，同样对皇权形成威胁，于是禁中内朝官便开始介入政务。
禁中是指皇帝和后妃居住的地方。
内朝官多是宦官。
孝武皇帝晚期时，考虑到尚书只能在宫中殿阁奏事，不能到禁中传达政务，于是任命宦官为中书谒者令，负责传递诏令奏章，从此中书令开始牵制尚书令。
到了光武皇帝时，宫禁区别更为严格，士人不能随便出入禁中。
禁中宣布政令，接呈奏章等事皆由设在禁中的侍中寺（由侍中、黄门侍郎等士人官僚组成）、东寺（由中常侍、小黄门等宦官组成）和西寺（宦官组成的禁中武装）负责。
孝章皇帝时，侍中郭举与后宫私通，拔刀惊吓皇帝。
结果侍中寺被迁到了宫中，禁中成了宦官势力的天下。
本朝后期由于皇统屡绝，太后和太皇太后临朝称制，不便和公卿同堂议事，于是宦官上传下达，成了“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实际掌权者。
自此宦官干政，社稷陷入危难之中。
当年孝武皇帝为了争夺相权，牵制外廷，大力重用中朝官。
等到了光武皇帝之后，为了防止中朝势大，又以内朝官掣肘。
皇权是无限制扩大了，集中了，但由于权力缺少有效制衡，社稷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败亡。
七年前，在武人和士人的努力下，内朝和内朝官被彻底消灭了，宦官绝迹于禁中。
但大汉随即就迎来了长达七年的权臣祸国之期。
七年的征伐岁月，几乎把大汉彻底摧毁了。
今天，同样在武人和士人的齐心协力下，天子被救了回来，大汉开始走向了中兴的希望之路。
中兴的路很漫长，而中兴的基础就是国政方略，国政方略的基础就是官制。
官制不能建立和完善，大汉中兴就是一句空话。
几十年来，朝臣们饱受宦官、外戚、权臣祸国之苦，对官制中的权力制衡有一种近似疯狂的欲望。
制衡成为此次官制修改的重中之重。
权力制衡的基础其实就是权力分配，权力分配牵扯到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所以激烈的争论是必然的。
官制的修改要着眼于将来，所以内朝、中朝、外朝三个官僚体系必须要健全，缺一不可。
彻底消灭内朝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内朝要建，内朝的宦官要严格依从大汉律，禁止参政，否则将予以严惩。
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制衡皇权，也就是说，天子要把夺去的相权还给三公，还给外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