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君主虽然可以“无为”，大臣们还是必须“左执规、右执矩”，以使法令得以实施。
也就是说，君主不要事必躬亲，事事操劳，要任其自然，要善于利用和依靠大臣们去处理各种政事。
在臣下奋发有为的基础上君主便可以“无为”了，但君主并不是什么都不干，君主的职责是“虚静谨听”，对大臣们处理政事的情况进行审察，看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名实相符，并据此决定生杀赏罚。
大臣们又应该恪守哪些原则呢？一要谦虚谨慎，勤于政事；二要以身作则，摒除私欲；三要宠辱皆忘，知足常乐。
如此一来，国政就会出现“以无统有，执一统众，以寡治众和以静而广”，继而“得众心”的国泰民安的局面。
在黄老之学看来，君主如果能做到清静无为，设官分职，定好名分，便可坐享其成。
而作为大臣，如果能恪守清廉勤谨，不求名利，谦恭地教导百姓，那么天下必然大治。
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样，君权神授，皇权至高无上，权柄集于君主一身，君主做为天下之仪表，事必躬亲，“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事无巨细，都要一一过问，那么，则“主劳而臣逸”，皇权和相权严重失衡，长治久安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了。
黄老之学的“无为”提倡皇权和相权制衡，而朝廷目前急需的就是稳定当前的官制，实现皇权和相权有效制衡基础上的君权至上，所以儒家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所主张的君主集权，已经对社稷稳定形成了威胁，朝廷必须起用一种新儒学作为国策基础，从而稳定和巩固现行制度，并保证此制能长久延续下去。
黄老之学根据天与地各有固定位置（天上地下）和阴阳二气的对立冲突中“阳主阴次，阳动阴静”的特点，提出了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
这一点和儒家“有德者受天命为天子”的观点截然不同。
例如孝景皇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曾就汤武除桀纣的问题展开辩论，辩论的主题是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还是“臣弑君”。
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
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
孝景皇帝下判断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请他们不要再争论汤武除桀纣的是非了，其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除桀纣。
在孝景皇帝看来，道家黄生的臣下绝对忠于君主的思想更有利于维护王朝的统治，而辕固的“受天命”理论则会给社稷稳定带来很大危险，它既可用来论证“强汉”代“暴秦”的合理性，也可以用做发动叛乱和推翻本朝统治的借口。
“受天命”的观点成了当初儒学不能兴盛的原因之一。
（这个辕固后来又与窦太后争辩儒道两家的高低，窦太后大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孝景皇帝给了他一把好刀，否则他就要被野猪咬死了。
）当今天下，长安有个天子，襄阳有个天子，谁是正统？谁应该受天命为天子？是不是应该有德行高尚的人出来受命于天，重建社稷？今日皇权沦落，谁来做皇帝，估计没多少人在意，甚至包括长安的很多大臣至今对天子和朝廷的忠诚还是停留在嘴里。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社稷动荡，生灵涂炭等等，但儒学衰败是个不争的事实。
儒学衰败导致人们对儒家的纲常名教，对于“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等儒家学说失望到了极致，在很多人的眼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什么尊卑有序，贵贱有位，都是胡扯八道。
很长时间以来，各方豪雄为了争夺权柄霸占疆土，不惜诛杀无仇之民，攻伐无罪之城，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结果，僵尸动以万计，流血漂橹丹野，黎民暴骨野外，本来绿草茵茵、五谷飘香的原野，变得荒无人烟、满目凄凉，而昔日繁华热闹、车水马龙的城邑，更是成为瓦砾废墟。
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公贵族、门阀富豪们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势和实力穷奢极侈，横征暴敛，为所欲为，誓死要榨干百姓的血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