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孝武皇帝在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也曾下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则可减死一等。
光武皇帝中兴之后，朝廷财赋一度紧张，赎罪范围大大扩大。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朝廷下旨，从死刑到最轻的刑罪都可以入缣免刑。
出钱赎罪，对朝廷来说是聚敛财赋，对有钱人来说可以免除刑罚，但对贫穷者来说，却是不公平。
本朝有名的大儒司马迁就因为无钱赎罪，遭受了宫刑。
所以说，出钱赎罪在本质上是一个弊政。
这次李玮修改刑律的力度非常大。
他首先精简了法律条文，并将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然后又在刑名后增加了法例律，丰富了刑名总则的内容，同时又对刑律部分重新做了编排和扩充。
新刑律不但充分体现了刑宽、禁减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也维护了皇权和相权，保护了新政诸策，尤其对土地兼并和赋税制度给予了特殊的重视。
新的刑律把刑罚设为五等，分别是笞、杖、徒、流、死五刑，并减轻罪罚力度，彻底废除了重罪连坐以及黥、劓、斩左右趾等肉刑。
过去孝文皇帝废除连坐和肉刑，只是针对重罪十条以外的罪犯。
这次李玮一改到底，彻底废除了。
重罪十条改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其定义和过去相比，有某些不同。
但就是这些定义的差别，可以让很多人逃离杀无赦的惩罚。
出钱赎罪制在朝廷第一次改制的时候废除了，因为其弊端太大，也不符合“乱世当用重典”的原则，现在李玮又把它恢复了，而且其赎罪的范围非常大。
从最轻的“杖十”到死刑，都可以出钱赎罪。
这样既增加了朝廷的赋税收入，又缓和了各阶层、各势力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符合“与民修养”的国策，短期内对社稷稳定还是非常有利的。
另外，李玮在“出钱赎罪制”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一个“官当制”，允许官吏以官爵折抵罪刑。
不过，李玮尤嫌不足，他依据周代的“八辟”制，别出心裁地创造了一个“八议制”，规定大汉有八种人犯罪必须交由皇帝亲自裁决或依法减轻处罚，但犯了十条重罪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官当”和“八议”制对门阀世家、官僚士人极其有利，当然了，对北疆系的文武大吏也同样有利。
很明显，李玮这是在为自己预留退路。
李玮修改《九章律》，目的不言而喻，就是对门阀富豪们做出妥协。
黄猗的案子牵连甚广，如果继续追究下去，很可能演变成“谋反、谋大逆”。
一旦此案的性质被定为“谋反、谋大逆”，那么所有受牵连的人都要掉脑袋。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门阀富豪们肯定要妥协，要退让，但问题是，必须给他们一个能接受的退让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保住脑袋，保住财富。
依据新刑律，所有的罪犯都构不成“重罪”，包括主犯黄猗、麴忠在内，他们都可以出钱赎罪，可以“官当”，有些人甚至还能依据“八议”制度免除所有的惩罚。
比如受到牵连的太傅杨彪大人，只要长公主和天子不予追究，他还是可以继续担任太傅一职。
杨彪、荀攸和陈群仔细看完李玮的《刑律》修改草案后，顿时松了一口气。
侥幸，侥幸，这位气势汹汹的丞相大人总算手下留情，没有象上次一样，挥起屠刀一杀到底。
“怎么样？”徐荣慢条斯理地问道，“诸位大人可有什么意见？”“丞相大人乃天纵之材，我们望尘莫及，提不出来什么更好的建议。”
杨彪笑道，“我想问问大司马，朝廷此次整肃吏治，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徐荣笑笑，从身后拿出一卷文卷，放到了杨彪面前，“丞相大人打算对九品官人法做出修改，这是他的奏疏，请你们看看。”
三个人都愣住了，望着案几上的竹简，半天没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