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的官学是儒学，是集中了各学派的大儒学。
儒学各派共存于官学，都是官学的一种，都可以设立博士。
儒学各派因此有了竞争，有竞争就有发展，有竞争就有活力，儒学因此可以迅速焕发青春，焕发生命力。
随着时间的延续，随着儒学各派互相取长补短，相信在一代、两代甚至数代儒士们的努力下，儒学最终会找到一条正确发展的道路，后代儒士们也肯定会创建一个既能超越经文学，又不同于正统儒学，非常有利于大汉生存和发展的崭新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儒学。”
李弘沉默不语。
张燕微微皱眉，稍加沉吟后，低声问道：“正统儒学有它的缺陷，本朝立国之初没有选择儒学做为官学，正是因为正统儒学无法帮助朝廷迅速稳定社稷恢复国力。
你把正统儒学立为学官，那又如何实现援道入儒，儒道相融之策？”“外儒内道。”
李玮毫不犹豫地说道，“以儒家的礼法名教做为大汉的道德伦理标淮，以道家的无为而治做为大汉的国策。”
“自孝武皇帝以来，外儒内法一直是大汉遵循的治国理念，但现在我们在废墟上重建社稷，我们迫切需要一统天下，迫切需要恢复国力。
我们现在唯一能借鉴的历史就是本朝立国之初的文景之治，也就是在黄老之学的基础上实施的无为而治，它在短短时间内，便让废墟恢复了生机，让大汉恢复了国力。”
“光武皇帝也中兴了社稷，不过从今天来看，光武皇帝的中兴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标。
自光武皇帝后，即使在最鼎盛的时期，大汉的国力也没有超过文景之治时期，更没有超过孝武皇帝时期。
我们回头看看历史，不难发现光武皇帝在国策上既承继了先朝，也吸收了王莽新朝中有益于改良先朝弊端的很多改制之策，但因为种种原因，光武皇帝和王莽一样，不得不向今文经学低头和妥协，不得不把先朝的很多弊端继续继承下来。”
“四百年过去了，先辈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巨大的宝藏，我们应该从这座宝藏中挖出珍宝，而不应该守着宝藏一事无成。
‘文景之治’和‘光武中兴’就是我们的两面镜子，我们要以史为鉴，吸取先人成功和失败的教训，让大汉走上一条繁荣富强，长治久安的正确道路。”
“外儒内法改为外儒内道？”张燕想了片刻，继续问道，“具体办法呢？”“本朝立国之初，高祖、孝文皇帝、孝景皇帝都没有选择正统儒学作为官学，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儒学的治国理念不适合当时的形势。
当时皇权尚未巩固，军功阶层、外戚和郡国王还有着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崇道黜儒，正是为了让皇帝垂拱无为，不去干预郡国事务，以使其既得利益不受皇权侵害。”
“也就是说，道家黄老之学最终遭到孝武皇帝废黜的原因是皇权和相权的制衡，孝武皇帝需要绝对权力，需要皇权至上，需要集权，但正统儒学同样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董仲舒大师的新儒学应时而生。”
“今天，我们同样需要皇权和相权的制衡，而道家黄老学说正好合适，同时道家黄老之学又融合了法家的治国理念，它的治国之策更优越于法家，这就是我们把治国理念由‘外儒内法’改为‘外儒内道’的原因。”
“然而，道家黄老之学遭到废黜的年代太久了，儒学已经深入大汉的骨髓，我们只能借助正统儒学来援道入儒，并逐渐实现外儒内道的治国理念。”
“道家黄老之学衰落了，正统儒学也无法和经文学抗衡，正统儒学要想立足，要想雄起，必须借助道家黄老之学，而朝廷急需把道家黄老之学的治国理念引进国策，所以此刻朝廷、正统儒学和道家有共同的利益需求，三方必须合作，而且也一定能合作成功。”
“正统儒学可以立为学官，道家学说呢？”张燕马上问到了最重要的问题，“朝廷要想把治国理念改为外儒内道，道家学说务必也要复兴，否则国策终究会因为没有学术支撑而难以为继。”
“我过去曾对崔琰、郗虑等人说过，新经学永远都是大汉的官学，但我并没说其它学派就不能成为官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