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恳请长公主殿下召回各州刺史？就是为了这事。
我也想知道土地兼并是不是严重到了必须修改《田律》的地步。”
李玮说道，“但实际的情况是，问题非常严重。”
“因为二十年的战乱，大汉人口是减少了，朝廷在实施‘计口授田’和‘土断’等政策的时候，完全可以保证富乡、狭乡的百姓都能分到足够维持生计的田地。
但问题是，同样因为二十年的战乱，有些人在北疆的庇护下，在朝廷的庇护下，已经积累了惊人的财富。
这些财富如何才能传承下去？如何才能保值增值？土地，只有购买土地才能让他们的财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地保留下来。”
“朝廷有政策，严禁兼并土地，那他们怎么办？打压粮价，抬高耕畜、铁具、食盐等等农夫必需品的价格。
农夫就算日夜辛劳，还是一无所有，最后只好把土地的租种权卖给他们，自己宁愿做个雇农、佃农以便维持生存。”
“按照新田制，土地的所有权是朝廷的，农夫们只有租种权，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土地兼并了，谁知朝廷上有政策，各地下有对策。
有钱人仅仅以低廉的价格，甚至一个钱不出，就把农夫们手中的土地租种权拿去了。”
“这是一种变相的土地兼并。
如果这种事情不能遏制，任其发展下去，朝廷的田租会越来越少，粮价会越来越低。
本朝粮价最低的时候，就是孝宣皇帝朝，五钱一斛。
但那时人口多，口赋算赋的收入高，盐铁官营收入也高，而且社稷稳定，没有战乱，朝廷财赋很充裕，现在呢？现在田租是朝廷财赋收入的大头，在平叛大战还在继续，社稷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朝廷财赋的减少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我们要想完成中兴大业，就要向他们低头，就要向他们借钱。
没有钱还，就要放弃打击土地兼并，就要默许他们兼并土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很简单，朝廷越来越穷，赊借的钱越来越多，被迫无奈之下，只好修改《田律》，出卖土地所有权，把土地卖给农夫，其次就是卖官鬻爵，以便筹措钱财维持朝廷的运转和各项国政的开支。”
“农夫手中的土地租种权已经给有钱人掠夺了，土地事实上已经控制在有钱人手里，我们出卖土地所有权，等于把土地卖给了有钱人。
这些有钱人几乎没有花钱就拿到了大量土地的租种权，然后又名正言顺地把这些土地变成了他们的私产。
农夫们呢？无论土地的价格多么低廉，他们都已早早失去了土地的购买资格，他们依旧一无所有。”
“我们说重农，重农，说农是国之根本，但事实如何？事实上，农夫们一年辛苦到头，什么都没有，连赖以生存的土地都没有，这难道就是大汉中兴的目的？”李玮越说越激动，用力擂了几下案几，“我们的良心呢？我们的良心在哪？大汉能走到今天，是谁给我们耕种粮食？是谁给我们制造军械？是谁给朝廷缴纳财税？我们就这样对待为大汉中兴而流血流汗的百姓吗？我们的良心难道都让狗吃了？”屋内寂静无声，几位大臣都没有做声，沉默不语。
“丞相大人，这都是你的推测之言。
虽然各地门阀富豪用各种手段大肆掠夺农夫们手中的土地租种权，但按照《田律》，这些土地还是朝廷所有嘛，并不是门阀富豪们的私有财产。
严格地说，这并不算土地兼并。”
李玮从堆在身边的文卷中抽出了几卷竹简，然后重重放到案几上，“这是各州刺史的奏禀，诸位大人可以看看。
事实上，这不是我的推测。
这些被掳掠了租种权的土地正在变成各地门阀富豪的私产，土地兼并的大潮正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悄无声息地席卷而来，负债累累的朝廷因为没有财赋，拿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态一步步地恶化，茫然无措。”
“怎么会这样？”大司马徐荣诧异地问道，“中原大战结束后，青兖两地爆发了圈地炒地的风潮，朝廷不是惩治了一次吗？难道还有人胆敢公然和朝廷对抗？”“不是有人和朝廷对抗，而是朝廷引发了这场土地兼并的风潮。”
李玮叹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