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则认为，本末之间本来就是相互依赖的关系，百姓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无末利，则本业无所业”，只有农商交易，才能“以利本末”。盐铁官营，并没有妨碍农、商并重的国策。
生产和消费的严重失衡是导致百姓穷苦的主要原因吗？
门阀大儒将古今生活进行对比，认为古人质朴节俭，衣食足用，而本朝的奢侈消费（尤其是丧葬）非常严重，生活上的消耗远远超过了生产上的消耗。结果国库亏空，百姓穷苦不堪，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中兴大业的发展。
朝廷则认为节俭虽然可以积累财富，但同时也会失去发展动力。财富不能转化为消费，谁还有创造财富的动力？消费对生产是有促进作用的，至于百姓消费多少，那要依据自己的贫富情况而定，不能把百姓的穷苦简单归结为消费过大。
官府营商，是否舍本逐末？
自战国以来，法家就有重本抑末之说，认为工商业不是“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官府经营工商业，其实就是“与商贾争市利”。
朝廷则认为，门阀大儒所提的“重本抑末”之说，是要抑官营工商业，为私人工商业争夺利益，这是对“重本抑末”说的曲解。
朝廷坚持认为官府应该控制工商业，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财赋收入，可以削弱富商大贾的实力，抑制他们兼并土地、掠夺百姓财富，非常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农夫穷苦，和盐铁是否有关系？谷价上涨，是否会导致朝廷对农夫们的两重剥削？
门阀大儒认为，农夫穷苦，是因为朝廷压制粮价导致的，和盐铁没有关系。目前盐铁、耕畜价格已经很低了。尤其在这种战事频繁，对盐铁牲畜需求很大的情况下，各地盐铁、耕畜能保持现在价格，已经是充分考虑到了谷价太低对农夫造成的损害。没有农夫耕地就没有粮食吃，没有粮食吃，谁还要盐铁？这种道理谁不懂？朝廷以谷价太低为借口实施改制，目的是想抢夺盐铁商贾的财富，而不是为了改善农夫的贫穷。
门阀大儒们还认为，朝廷控制谷价，把谷价定的很低，对农夫们残酷剥削，让农夫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朝廷还嫌财赋不够，要提高谷价，要盐铁官营，要对农夫们实施第二重更残酷的剥削。
农夫们田地有限，产出有限，田租赋税徭役又很重，谷价就算涨一倍，他们的收入也提高不了多少。农夫们的主要消费是吃饭穿衣，是最基本的生活消费。谷价涨了，盐铁农畜衣物自然也涨，这些东西的涨价幅度要远远大于谷价的上涨幅度，农夫们会更穷。农夫们无法靠田地养活自己，就要另谋生路，就要弃田，粮食产量就会下降，谷价会涨得更高，而其它东西也跟着水涨船高，如此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
盐铁官营最严重的弊端除了导致吏治腐败外，另外一个就是盐铁涨价，这是有历史教训的。按照朝廷的意思，盐铁先官营，谷价后涨。也就是说，盐铁的价格要先涨起来，这样谷价的涨幅肯定要小于盐铁价格的涨幅。如此一来，农夫们的财富就被更加快速地剥夺了，他们马上就要遭到朝廷的两重剥削了。
朝廷的两重剥削将会把农夫们逼上绝路。
朝廷认为门阀大儒们的这种说法是在威胁朝廷，是想拿自己囤积的盐铁和粮食挟持朝廷。朝廷既然官营了盐铁，难道还不能控制价格？退一步说，朝廷不涨粮价，只降盐铁价，行不行？再退一步，朝廷拿盐铁官营得到的财赋补贴农夫，行不行？
麒麟殿上的议政旷日持久，从正月十五一直延续到二月初，还没有任何结果，不过双方开始妥协的迹象正在逐渐显露。
盐铁的开采权基本上控制在朝廷和大门阀、大商贾手中，很多普通商贾富豪甚至连经营权都没有，所以这些人关心的是限田数额、商税和入粟拜爵。
李玮最近一段时间和他们频繁接触，做出了很多承诺，比如出让盐铁经营权，扩大限田数额，适当提高商税，酌情降低入粟拜爵的“门槛”，最大程度地保护和满足他们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