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的《易》拘泥于象数卜筮，支离琐碎，可厌之处和今文经学的《易》学相差无几。”
“郑玄大师在融合经今古文经学的时候，在注解《易》学的时候，依旧没有摆脱这种束缚和桎梏。
他在注解中掺杂了大量的谶纬并且解经烦琐，这正是昨天遭到王朗、宋衷、高堂隆和颖容等一批大儒名士指责的原因。”
“谶纬和繁琐是新经的两个致命缺陷，尤其是谶纬，更成为今古文经学两派儒生共同攻击的对象。”
“关西杨家是今文经学世家，在今文经学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们突然跳出来，以新经指正新经，以新经反驳新经，以新经纠正新经，不能不说他们的智慧非常高，他们的策略非常巧妙。”
郑玄大师本人更偏重于古文经学，他在注经的时候，没有遵循师法、家法，也不守章句。
但几百年来，谶纬之学已经深深扎根于经学，对儒生们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所以他也不能例外。
他在融合今古文经学的时候，对谶纬采取了保留的态度，在注经中多以谶纬为据，并且为纬书《尚书中侯》作注。
谶纬之争由来已久。
本朝经学大儒在治经中，是用谶纬，还是反对谶纬，一直争斗激烈。
所以当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候，如何对待谶纬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朝自光武皇帝以来，盛行谶纬之学，从此有了“用谶纬”和“反谶纬”的争论。
“用谶纬”其实就是倾向神秘主义的以谶纬治经，“反谶纬”就是倾向理性主义地旗帜鲜明地反对用谶纬治经。
这两个派别分歧太大，两百多年来，凡是“反谶纬”的儒生都没有好下场，比如大儒王充、张衡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所以“反谶纬”一派一向人才凋落。
对于那些试图走进仕途的儒生来说，选择何种方法治经，不言而喻。
郑玄大师注经，采用了谶纬之学，属于“用谶纬”一派，这本无可厚非。
但问题是，大汉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乱后，谶纬之学遭到了残酷的血淋淋的打击。
它的的确确成了不合时宜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无益于大汉中兴的学术。
二十多年的战乱，几千万人的死亡告诉大汉一个事实。
实力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所谓代表神意的谶纬根本没有意义，它既不能挽救社稷，也不能拯救无辜的生灵。
今文经学之所以迅速走上末路，原因就在于以谶纬治经。
旧王朝没有了，以神意来论证大汉王朝合法性的谶纬失去了支柱，紧紧依附于王权，以谶纬治经的今文经学也就无法生存了。
至于新经繁琐的问题，和谶纬同样有关系。
郑玄大师注经，引入了谶纬，神秘妖妄之说充斥其学，当然不可能摆脱烦琐的影子。
另外，郑玄大师注《易》的时候，沿用的是本朝象数易学的方法，爻辰、卦变、互体兼采，自然烦琐。
还有一个原因是郑玄大师偏重于古文经学，热衷于辞训。
古文经学的训诂也有琐屑之病，故郑玄大师在融合今古文经的过程中，无论对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存在着反繁琐的问题。
他以一人之力，当然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李玮望望神色凝重的两位大臣，语气渐渐沉重起来。
“对于朝廷来说，选择何种经学为官学，只有一个标准，一个唯一的标准，那就是是否有利于社稷的稳定，有利于大汉的中兴，有利于大汉的长治久安。”
“大汉的国政实践才是决定官学的唯一标准。”
郗虑和赵松霍然而悟，李玮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让他们立即意识到新经危机的根源所在。
“当初朝廷力推郑玄大师的新经为官学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当时今、古文经学两派争论激烈，隶属于经学两派的朝中大臣各不相让。
为了缓解朝中矛盾，迅速推行新政，朝廷才选择了这种融合今古文经学两家之长的新经学。”
“古文经学一直‘反谶纬’，王充、恒谭、尹敏、张衡等大师都是如此，到了马融、赵岐大师这一辈，还是如此。”
李玮说道，“新经成为官学后，对于古文经学来说是一种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