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习古文经学的大儒很多人不受功名利禄之**，志在博学精思，所以大都能不受章句之学的束缚，如桓谭、班固、韩融、卢植等人通古今学，好研精却不守章句。
孝桓、孝灵皇帝朝，宦官和外戚轮流把持权柄，最终导致了党锢之祸的发生。
在王权衰微的情况下，今文经学在国政上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当一部分大儒名士随即转入纯学术性的经学研究之中。
而古文经学没有严密的师传系统，正好适合此种偏于纯学术性的研究。
几十年的党锢之祸，虽然打击了士人参政，但造就了一大批通儒，而郑玄大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古文经学在学理上对经学的贡献非常巨大，其重要原因就是古文经学家们都是以研究学问为宗旨，不受师法家法的约束。
既无师说和章句，当然就无师法家法可言，这随即成为标榜师法家法的今文经学家抵制古文经学的一条至关重要的理由。
所以，古文经学要争取官学地位，古文经学的儒士们要想进入朝堂，则必须破除死守师法家法的陈规。
在古文经学强有力的挑战下，今文经学各家各派为了共同抵御对手，不得不拆除内部的宗派藩篱，取长补短。
此外他们也受到了古文经学学风的影响，其内部的师法家法也开始逐渐削弱。
大儒张玄习《颜氏春秋》，但又兼通数家，因此丢掉了博士职位。
但儒生们认为他学问高深，愿意从其学习，弟子上千。
这种混淆家法的做法渐渐受到儒士们的欢迎，甚至盛行于太学之中。
虽然今文经学中的正统派仍在力图维持师法家法及其章句之学的权威地位，但在学习途径增多，学术交流和论争频繁，各家学说的优点和弊端都日益明显的形势下，仍要求儒生们尊一师之说，守一家之学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
孝顺皇帝时，曾规定诸生举孝廉，务必试家法，但此后以经术举为孝廉的儒生中，有许多不墨守家法而博学多识的人物，如服虔先为太学生后精研《左传》，被举为孝廉。
可见“试家法”的规定未能严格执行。
卢植大师通古今学，不守章句，竟被任为博士，郑玄大师更是不专一师之说的博学之士，也被征为博士。
由此可见到了孝灵皇帝朝，连太学博士的家法也开始动摇了。
自光武皇帝以来，本朝儒生大都研习两经以上的学问。
而且古文经学兴起后，今、古文经兼治成为一时的风尚。
儒生们越来越向着通学的方向发展，相当大一部人甚至学通五经，还有不少人是今、古文兼修，且兼治谶纬、数术，比如蔡邕、荀爽、杨彪、郑玄大师等人。
另外，经文文本的正定和统一，也大大促进了“通学”的发展。
在经学传授中，因为师法家法的不同，以及今、古文经的不同，经文文本的差异非常大。
经文不统一，经说自然更无法统一，有些儒生为了谋取利益甚至还在经籍文字上作手脚。
所以自本朝中后期开始，经文文本不断被正定、统一，规模最大一次是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孝灵皇帝下旨，令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扬等人正定六经文字，并由蔡邕书丹于碑，立于太学门外。
古文经学的发展，今文经学的衰落，师法家法的淡化，经文文本的统一，种种事实证明，今、古文经学的融通是必然的，郑玄大师的新经成为官学也是必然的，无人可以憾动新经的地位。
郗虑和赵松闻言，大喜过望。
李玮是大汉朝丞相，是一位年轻的丞相，他的仕途至今看来还是非常辉煌。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李玮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他对新经地位的肯定基本上可以代表天子，代表朝廷。
有了李玮这句承诺，新经在天下稳定后将得到迅猛发展，郑玄大师在新经中的巨擘地位也有了坚实的保障。
“但是，新经有两个不足的地方。”
李玮望着喜形于色的两位大臣，缓缓说出了一句令人心惊胆战的话。
“本朝今文经学的儒生们一般抱残守缺，穿凿附会，而古文经学的儒生们虽然在学问上比今文经学的儒生们要广博得多，但仍不能摆脱传统的束缚和桎梏，最显著的便是《易》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