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宁二年七月初，在江耘离开京城之后十余天之后，朝堂之上，风云突变。
右相蔡京上表奏道：“治国之要在于治政，皇上励精图治，承父兄之志，推行新法，已有小成，然尚不得根本，臣深思之，其要在于党派纷争，现如今国之官员，许多皆是元祐之期保守之臣所提拔，受人之恩则图报，故新法处处挚肘。元祐之党，多是守旧之辈，徒不知现今国事已非当年，抱老墨成规，不知变通，实乃害国之臣。故臣请列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309人为元祐奸党，刻名于碑，上立于朝堂，下颁布全国，以明皇上变法图强之志，以憾苟且小人之心，以壮新法推行之势！”
蔡京此言一出，朝堂之中尽皆哗然，户部尚书刘拯第一个出来反对：“汉、唐失政，皆分朋党，今日指前人为党，安知后人不以今人为党乎？不若定为三等，某事为上，某事为中，某事为下，而不斥其名氏。”
御史许敦仁反驳道：“刘尚书此言差矣，所谓治世须用重典，同样，变制与否，强势的舆论和得力的官吏缺一不可。蔡相此策，正可一举两得。且京西北路四县，正可借此东风，纳入新法范围之内。”
“司马相公，一生清廉为国，岂是奸党？”张商英怒道。
“害民者为之奸，害国者可称是为大奸，以一已之愚忠，害国误君岂非大奸？”蔡京驳道。
“蔡元长以一已之私行此恶毒之事，恐怕今后将无人为君王效力，你就不怕被后世子孙唾骂吗？”
蔡京一脸悲痛之色，说道：“皇上明鉴，若新法得成，臣愿受千夫所指，身在黄泉亦可含笑！”
赵佶虚扶一把，说道：“蔡相请起，朕行新法，全靠蔡相全力支持，党人立碑之事，自古未有，不可轻忽，而且人数人也多了点。然蔡相之议，也不是全无道理，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的确有许多州办事不力。此事朕要权衡一番才能决定，诸位大臣有什么意见不方便在朝堂上说，也可递上奏折来。”
“我皇万岁！”
蔡京看着散朝而去的赵佶十分得意：“朝中除了这几个讨厌的旧党之外，怕全是我蔡某人的人了吧。”
散朝之后的赵佶满腹心事，他隐隐地知道，新法的代表人物蔡京已经决定开始清洗一切对他不利的人物，他的御书房之内已经摆满了好几道从不同地方呈上来奏折，弹劾人中有推行新法不力的各地官员，有独树一帜的河南知事游酢，连江耘都不能幸免于难。不过弹劾江耘的理由却极重，乃是口出狂言，对皇太后大不恭。想到这里，不由得觉得好笑，心念一转，吩咐道：“去皇太后的崇仁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