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在长沙，起火时他们带重要文件急忙撤离，于13日下午到湘潭。郭沫若当时也在长沙亲历了大火，《郭沫若传》中对情景进行了描述:“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
12日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
1938年11月18日，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长沙市公安局长文重孚。张治中去职。他们成为了事件的替罪羊。
1938年11月19日，长沙城的废墟上重新出现了菜市：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
日军在当时并未进攻长沙。
先锋厅的钟楼（中山纪念亭）有幸保存了下来。其他幸免的还有湘雅医院。
2005年7月，长沙市首个以纪念“文夕大火”的建筑———电灯公司遗址纪念墙建成。纪念墙位于湘江风光带与劳动路交汇处。同年建成的还有长沙大火警示钟大型雕塑。
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作为中国唯一一个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人民流离失所，商业贸易、政府机关、学术机构等几乎完全被摧毁。但这只是大摧毁的开始。从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日军发动了四次长沙会战，轰炸长沙100多次。国军在前三次会战都获得胜利并重创日军。在文夕大火中损毁严重的长沙成为了一片废墟。
当时《中央日报》的社论:“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多次组织的大规模会战，均未能阻止优势敌人的疯狂进攻。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继续沿粤汉铁路南犯，进逼湘北，湖南由抗战的大后方转变为抗日的前线。11月9日日军攻陷岳阳，继向南推进至新墙河北岸，湘北门户洞开。省会长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谣传敌人即将进攻长沙，聚集在长沙的各军政机关纷纷撤退。人心惶惶，一夕数惊。
在此严峻形势下，蒋介石在长沙召开了军政人员会议，讨论战局问题。基于对已经沦陷的重要城市未加破坏，资为敌用，实为失策的认识和对确保长沙信心的缺乏，会议期间，蒋介石曾指示张治中等人，如果长沙不保，即实行火烧。11月12日上午9时许，蒋介石侍从室正式指示张治中对长沙采取焦士政策；稍后，张又接到蒋介石“限一小时到”的紧急电报：“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
对于焚城阻敌的办法，张治中虽曾提出过异议，但以蒋介石的专横，张是不敢不执行的。张治中迭接蒋介石焚城的命令后，立即采取应变措施，指定省会警备司令部司令酆悌负责筹备，省保安处予以协助，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担任放火总指挥，负责组织放火队伍，准备放火工具。根据当时拟定的焚城计划，放火前，先发布日军轰城的消息，以便于疏散市民，并施放空袭警报，由警备队督促市民出城；放火时，以城南天心阁处举火为号，全城同时行动。放火时间视日军进攻长沙的情况而定，由酆悌亲自掌握。按此计划，徐昆迅速将警备第二团以3人为一组，编成100个放火小组，分发放火器材，调集大量消防车，灌人汽油，作为放火车，并在主要街道预备大桶的汽油和煤油等易燃物，有些墙壁上用石灰写着“焦”字，或画了其他纵火暗号，或用日文写着对敌宣传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