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康生、柯庆施等人就“采取两面派的办法来反对（刘少奇叙述）”，指责父亲营救战友出狱，拉宋哲元抗日，做张学良、傅作义工作，与阎锡山合作、“换旗抓枪”是“右得不能再右”了！“**”时，将所有从大牢里营救出来的同志，都扣上“叛徒集团”之名。然而，即使在随意栽赃陷害的年代，也没听说过哪个人将共产党军队拉走投敌。而事实上，仅新军这一次就拉起倍于“江南老新四军”（不包括刘少奇在华中拉起的新四军）的“枪杆子”入列归建，还“扩红扩军”人民武装数十万！古今中外，有这样的“叛徒集团”吗？
历史验证，中央营救脱险的前辈，是当之无愧的真英雄！他们与自行脱党和一般变节者决然不同，与出卖革命和同志的叛徒更是人鬼截然对立之荣辱两端！而党中央英明领导的历史伟绩，不容抹杀！以革命实践检验定的善恶功罪，岂容质疑！为正名祛污，我立此存照，浓墨记叙这一段。
所谓“换旗抓枪”，就是以统一战线形式，戴上青天白日徽，建起正规的、“白皮红心”的革命军队。杨尚昆（当年接任北方局书记）主席后来说：北伐时我们就想搞，但没搞成，只搞了个叶挺独立团。抗日时山西搞成了，完全是在少奇同志的支持下。
当时，这可是震动朝野军地的大功啊！父亲从来是为而不争、功成弗居，以至整个白区的领导都很低调，谦虚谨慎、埋头苦干。这一段，在军史上算是半空白吧，正史很少，研究更缺，评价几无。但作为个人回忆，如“一二·九”时的彭真、林枫、李葆华、刘杰、周小舟、徐冰、王林、黎玉、魏文伯、黄敬、姚依林、宋平、黄华、郭明秋、蒋南翔、李昌、袁宝华、刘玉柱、杨秀峰、陆平、康世恩、朱穆之等；山西牺盟会、新军及“十二月事变”时的杨尚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华国锋、戎子和、宋劭文、李立功等，却常常谈到。
前些年，习近平同志的母亲齐心阿姨写过一篇文章《**燃烧的青春岁月》，谈及这一段，非常生动，感人至深。
那时期，涌现出一代天骄，聚合起群英齐力，成就了救国伟业！立惊世之功者，留传世之著者，数不胜数！
在红军时代，江西和福建人民对于革命和军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在抗战初期，山西人民和党组织为全国抗日运动和军队的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当时，八路军十倍增长的主要兵员在山西，比河北加河南的数量还多。这是建立山西“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直接结果，与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直接相关。
看了以上史实，谁能说“白区正确路线”与国防、军事、军队无关？刘少奇说：一二·九运动“和当时人民武装革命一道，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分革命开始重新前进阶段的标志。”对中国的国防军事，对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来说，偌大史功！
另一方面，刘少奇说：革命的青年学生“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和工农结合起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抗日战争”，走上“民族危机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对人民来说，偌大贡献！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