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叙述，我理解父亲的意思是：遵义会议“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自然不可能解决“路线问题”。对路线错误，他与毛主席的认识完全一致，横竖迟早要提出。当时，从损失殆尽的白区工作检讨，应有共识，不太**。从实际效果上看，虽欲速不达，但以声讨白区的路线迫击红区的严重错误，却强力促进了军事问题的解决。毛主席说“不能提出”，并非认为提出的内容不对，而是从策略角度考虑，要“实行内部分化”，不排除这中间有灵犀默契。历史已展现出，毛主席说得对，应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军事领导问题，事实上，“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
军事领导，主要是由战争铁律、由实战结果来决定：谁能打赢、走向胜利，谁能把军队带出绝境，谁来领导。然而，政治路线，只好留待一步步解决，多经波折才逐步导正。
关于父亲是否在遵义会议上提出路线斗争问题，二十多年前就有专家先声争鸣，并托我问过杨尚昆主席。说实在话，我当时没太在意。因为已考证公认，在遵义会议前，刘少奇就多次抗争中央的“路线错误”，直至“白区”党组织损失殆尽。长征之后，最早在中央提出“错误的政治路线”，正是刘少奇给张闻天写的多封信，仍是从声讨白区过去的错误开始。而首先在中央会议上正式对阵亮明，还是刘少奇作白区工作会议主旨报告开题，毛主席关键的长篇表态定准基调，“开明君主”（毛泽东语）张闻天作总结，肯定父亲正确。无论如何，刘少奇都算“始作俑者”，谁先提出，并不排斥他人的先知先觉。相反，刘少奇肯定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早就与他一样认定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后经多年实践检验，“使大家觉悟成熟”（毛泽东语），“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刘少奇语），逐渐统一了认识。直到遵义会议十年后，才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确立了政治路线（包括“红区”和“白区”），并由此开辟出中国革命史上焕然一新的光辉篇章！
遵义会议之后，父亲先返回红五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又按要求到红三军团传达。1935年2月，中央命令刘少奇就地任政治部主任。
红三军团的军团长是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父亲任政治部主任，也没说是中央代表，应该是服从军团长和政委的。杨尚昆主席晚年时见我说：“我跟你父亲非常熟，在莫斯科，他留学比我们早好多届。1930年他在莫斯科开国际职工大会并留会工作，我跟随他，实际上相当于秘书翻译。我从苏联回来就在中
央职工部，他是部长，我当职工部的宣传部长。以后我在许多地方就给他当副职或受他领导”。我说：“红三军团的时候您是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您也领导过他。”老人家说：“那时候我留在红军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到三军团后我就没去过。少奇是政治局成员，他实际上是彭总和我的领导。虽然没有明文通知是中央代表，但长征期间还有什么文件不文件的呀，就是一句话嘛。不久，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他当主任，我是副主任。”近来，我看《杨尚昆回忆录》，其中确有些蹊跷，似是说与“会理会议事件”有关，此处有真意？耐人寻味。简要说，会理会议前，林彪不满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不走弓弦走弓背”，要推举彭德怀替换毛泽东。林通过电话提议，彭当即拒绝。在1935年5月的会理会议上，这件事被捅了出来，毛泽东当场狠批了林彪。彭德怀始终坦荡无言。刘少奇因故没有参会。不想，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旧事重提，还是对彭德怀很生气。有兴趣者可查阅相关著述。其实，革命战争年代，无论谁领导谁，都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