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人（内含民夫5000多人），湘江一战后，清点人数仅余36919人。红八军团几近全军覆没，刘少奇幸亏接朱总司令命令赶到湘江边，幸亏碰上陈云给了口饭促他过江，不然命就没了。多少个幸亏，可谓九死一生啊！
红军途经何葆贞的故乡湖南道县，父亲才确知，何妈妈已英勇就义于雨花台的萧瑟秋风中。历尽危难、百般磨砺，处此境地、得此噩耗，刘少奇受到的冲击，会有何等的剧烈！恐怕任何人，都绝难承受。
12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父亲接替陈云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红八军团是长征中唯一几乎全部打光，不得不撤销番号的军团，其经历人间地狱般的战火、今人实难以想象，曾感受人性极端化的扭曲、前人已不可言喻，每想象人心再造式的升华、后人却无法妄度。我试着观察品味那些抢渡湘江、挺过长征的人，他们身上，眉宇之间，都有一种大从容气质、大无畏精神！
不久，召开遵义会议。父亲在军事路线上完全拥护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和
王明，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因这显然会追究到共产国际，而当时最紧迫的是拨正军事路线、解决军事领导问题，会上无人呼应刘。有一段出自博古的重要回忆：
“第三天的会议仍由博古主持……一直没有吭气的刘少奇发言了，他要求中央全面检查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五中全会后，对白区的工作重视程度，以及在白区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刘说：我认为在白区拒绝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拒绝与小资产阶级联盟是‘左’倾关门主义，多次指示白区的中共地下党要积极组织城市罢工、罢课、搞暴动，以支持苏区的反‘围剿’，缓解苏区的战争压力，是‘左’倾冒险主义。这都是‘左’倾本位主义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表现。对刘少奇的发言，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不表态。因为他们知道在政治路线上，临时中央的政策都出自共产国际，博古只是跟着共产国际路线后面，亦步亦趋罢了。如果说现在提政治路线上犯了错误，那斗争的矛头所指就不是临时中央，而是共产国际了。这可是个组织原则问题，而且导致共产国际的反感，不承认或者不批准这次会议最后得出的结果。所以他们全都避而不谈政治路线。”
这段叙述，绝非为刘少奇佐证表彰，明显替博古推脱卸责，甚至对毛、刘等人还似有微词，显然来自博古忆述，谁愿意凭空编出？这也恰与毛泽东的后话意思合拍。
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的抉择非常明智。毛泽东后来讲道，“为什么不能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他们（王明）这个宗派，这是我们打祝家庄实行内部分化的一幕”。“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
毛泽东这段“不能提出”的话，恰恰反证当时有人提出。谁提出过？1943年“九月会议”期间（毛主席讲上段话几天前），刘少奇多次讲政治路线问题，追述遵义会议的巨大意义，“缺点是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并讲到他提出过路线问题。“**”时，见大字报上传抄毛主席讲话，说刘少奇曾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他，并指责王明、博古在白区的路线，还说洛甫（张闻天）、王稼祥都立了大功，不能一概否定。我看后如获至宝，奔回家速告父母。父亲对我们母子多人明确承认，在遵义会议上他提出过，说毛主席早就与他一样认定了“错误的政治路线”，并肯定毛主席是对的，那时不可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