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国际社会的诸多矛盾在非常态氛围中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险。国际社会的矛盾源于国家间的利益对抗，当矛盾各方在利益方面的政治关系发生激化，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非常态发展超出内政的心理承受程度，必然会引发内外政治局势的剧烈变化。基地组织的兴起及在全球制造恐怖袭击与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不无关系。随着人类需求的不断增长，资源的稀缺性不断显现，加大了利益冲突的风险，再加上经济的不平衡和文化的差异造成国际人权意识的分歧，国家间的“战略互信”很难构建。地缘政治变迁、非均势化发展、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极端宗教势
力壮大、生态环境恶化等因素都会导致非常态下利益冲突升级。在国家利益多元化的今天，某一领域的冲突都会牵动其他领域的稳定，引发地区、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的全面动荡。国际矛盾和冲突是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减少矛盾和冲突是对各国的巨大挑战，如何既能防止事态失控，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国家利益，找到利益平衡点，在考验各国的政治智慧。
赵景芳：加强危机管理筹划国安战略
【编者按】《瞭望》2014年第7期刊登了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教授赵景芳撰写的《加强危机管理筹划国安战略》一文。文章共三个部分，认为在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下中国的和平发展伴随着各种摩擦与危机，应更科学地认识危机管理内涵，并善于借助危机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管理和筹划。
当今时代，中国的和平发展已进入以“摩擦崛起”为特征的重要阶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中国的围堵力度。同时，与中国有领土领海权益争端的邻国也加强了与中国的竞争。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周边地区危机频发，中国对外军事冲突的风险显著增大。
可以预计，以各种危机多发、并发为特征的中国国家安全状态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鉴于此，应更科学地认识危机管理内涵，并善于借助危机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管理和筹划。
危机日益成为国家安全常态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威胁的泛化、敌友界限的模糊和全球性问题的突出，各种类型的突发性危机事件爆发日益频繁，国家安全正遭遇危机的全方位“围堵”。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危机从四面八方涌来，多种多样，既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既有来自传统领域的，也有来自非传统领域的。二是危机间的联动性增强，日益复杂，其中既有国际与国内的跨空间联动，也有不同危机之间的跨议题联动，且传统危机与非传统安全危机相互交织渗透。一种危机的爆发会迅速产生传动、外溢效应，从而刺激、引发其他种类危机的发生。比如“天安号”事件所引发或连带产生的中美黄海军演危机、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俄日南千岛群岛的争端危机、延坪岛炮击，等等。三是危机控制难度不断加大，多数国家在有效应对危机方面的理论准备、机制准备和资源准备都明显不足。危机的常态化趋势，要求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更加重视加强危机管理的研究与实践。
大国战略博弈重要方式
历史上，国家间博弈往往通过外交和战争两种手段来进行。冷战结束后，在经济依存日益加深、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断扩散、国家间关系深度交融的背景下，危机管理日益走向国家间博弈的前台，成为国家获取利益、调节与他国关系的重要方式。
综合来看，危机作为国家博弈手段有四个方面作用。一是通过危机博弈试探对方底线和容忍限度。二是通过危机博弈传递信号，表明己方立场与决心。三是通过危机博弈释放国内压力，获取利益。四是通过危机甚至冲突来间接交手，以危机博弈代替大战，从而划定彼此利益边界。
简言之，在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下，国际危机已逐渐成为暴力冲突和现代战争的重要替代活动之一，是当事国利益之间相互竞争和协调的过程，各国在进行战略谋划时也都开始把危机管理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