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给社会造成的负荷几近极限，生态危机正向社会危机转化。在当前人类面临的三重危机中，金融危机是短期危机，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得到恢复和改善，而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是更为严重的长期危机，并不能通过政策刺激消除，需要人类重新审视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现代工业文明在科技的一路高歌中忽视了生态的有限性，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类作用于自然的速度、力度、强度不断加剧，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危害程度、波及范围都是空前的，人对自然的破坏程度已经远远超过自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生态危机若继续发展所带来的恶果不仅仅是经济和生命的损失，而是人类文明的终结。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向传统的国家主权提出了挑战，达尔富尔危机的源头就是气候变化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当生态危机蚕食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时必将会威胁到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转，转而胁迫社会导致社会危机发生的概率增加，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网络媒体的消极作用持续发酵，网络空间日益成为国家安全的新挑战。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人类活动的第五维空间，网络已经嵌入了人类的整个社会运行，关乎社会系统能否正常运转，这意味着网络赋予了国家安全新内涵，可以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2013年的“斯诺登事件”不仅折射了美国的网络霸权，而且也为各国的国家安全敲响了警钟，信息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战略资源。网络对世界的影响力和塑造力越来越大，网络空间已发展成大国政治新的竞技场。作为国家安全博弈的新领域，一旦网络受到攻击，其破坏力堪比核武器，因此网络被称为新的“核按钮”。网络恐怖主义、网络犯罪、黑客攻击等使国家面临新的安全困境。同时，网络改变了国家的安全范式，维护国家安全不再仅仅是增强军事实力，还要增强国家保护信息和获取信息的能力。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利比亚战争，信息武器的不断应用更新证明了网络已经成为战争的重要对抗领域，信息时代的战争已经完全超出了传统战争的范畴，并突破了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和边界。因此，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来共同构建新的有效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体系。
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新情况、新需求准备不足，反应不力，举措失当。气候变化、非传统安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全球性问题对全球治理的需求空前高涨，而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供给却明显下降。究其原因：一是世界经济的持续萧条使得各国政府无力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全球治理中，各国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解决国内民众的利益诉求上，内部治理的挑战要远远大于全球治理的需求，各国政府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在全球治理方面有所作为，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期是全球治理推进的巨大阻力，各国政府口惠而实不至便源于此。二是“反全球化”浪潮不绝于耳，此轮金融危机又给“反全球化”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而现有国际机制又不能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致使全球治理碎片化，由于主体利益的差异性使得在行动的认同上很难达成共识，造成治理成本增加。同时，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社会失衡、贫富差距、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使得全球化的推动者也对全球化犹豫不决，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