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面临体制结构调整震荡。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的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社会抗议等种种困境表明西方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此轮危机把西方国家的制度缺陷和结构性矛盾暴露无遗，而新自由主义、紧缩财政等并未带领西方走出困境。西方国家为摆脱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紧缩减赤措施并未收到良好效果，究其原因是其经济制度无法克服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对立，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又在国家干预和“市场万能论”中左右摇摆，政治决策的不确定性且相互推诿造成国家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降低。另外，为取悦选民各政党开出诸多“口头支票”，掉入“福利陷阱”的西方对危机治理可以说寸步难行，民主政治制度效率低下，引发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质疑。信任危机冲击社会稳定，社会极端思潮抬头，此起彼伏的民众抗议既是民众表达对就业、移民、医疗、福利等制度的不满，也是西方社会中产阶级萎缩、贫富分化加重的表现，体制矛盾最终酿成体制危机。西方国家的体制机制正在面临巨大的变革压力。
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与其原有的文化、宗教、体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引起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伊斯兰国家在经历风暴洗礼后并未走出阴影，埃及、利比亚再次陷入危机，叙利亚、伊朗局势依旧胶着，中东局势远未明朗。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是中东变局的外部推力，但究其根本仍是内部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的迫切需求。全球化密切了中东和世界的联系，也触动了伊斯兰国家政治民主化这一**神经，国家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呼声鹊起，政府面临的压力骤增，但由于担心政权合法性受到质疑，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议题始终停留在讨论层面，制度构建和创新缺乏原始动力。另外，由于受到地缘政治环境不利因素的影响，伊斯兰国家的全球化进程是被动的，伊斯兰传统文化所受冲击巨大。由此可见，伊斯兰国家政局动荡的前提早已存在，只是社会转型的诉求一直被外部势力所压制，美国中东政策的收缩性调整为伊斯兰国家政治社会转型提供了契机。在“后帝国时代”，政治动员的作用凸显，“全球政治觉醒”成为催化剂，潜在危机最终发展成为全面动荡，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使得民众走上街头，不仅波及整个阿拉伯国家，还产生了外溢效应，甚至扩散到欧美，其中以希腊反政府示威、伦敦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最为典型，这些运动虽然与“阿拉伯之春”性质完全不同，但都是以同样形式表达民众的政治诉求，如何处理民众日益强烈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诉求不仅是伊斯兰国家面临的困境，也是其他国家相当长时间内不得不面临的严峻挑战。
全球工业化进程推动人类海洋工业文明时代来临，基于物质资源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显。如果说16世纪的海上争夺是欧洲国家通过海洋争夺陆地，那么21世纪的海上争夺是世界各国通过海洋争夺沉睡在海底的战略性资源，人类进入了新的海洋时代——“海洋工业文明时代”。陆地资源逐渐枯竭，人类将目光投向了新能源，而深海的油气资源、可燃冰、海滨砂矿、多金属结核等，储量之大远超当今人类需求。对能源需求的激增促使海洋科技突飞猛进，人类对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进入新阶段，各国不断上演“蓝色圈地”运动，海上竞争愈演愈烈，各种利益矛盾凸显。海洋争端频繁亮相国际舞台，南北极争端、中菲黄岩岛争端、中日钓鱼岛争端、韩日岛屿争端、英阿马岛争端等轮番上演，国际海洋争端也逐渐从单纯的岛屿归属发展成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定，对海底资源的争夺也从“暗斗”阶段上升到“明争”阶段。国际海洋争端日趋复杂迫使各国调整各自的海洋战略，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这既符合中国国情，也能在海洋工业文明时代更好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国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