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极端情绪愈演愈烈，民众对国家治理能力产生怀疑，最突出的表现是“街头政治”持续上演，如挪威枪击案、“占领华尔街”运动、“阿拉伯之春”等事件，其产生的根源除了经济因素外，更有种族融合、“民主赤字”等问题的作用。危机不仅损害了原有国际秩序的经济基础，而且降低了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执行力，更松动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当原有体系不能再通过有效的输出来控制世界的时候，新兴力量便孕育而生，国际力量此消彼长会进一步加快。当前，多中心国际秩序已显现，世界权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美国单方面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在削弱，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组。
国际力量对比旧的平衡被打破，在新的力量平衡构建过程中，大国关系走向出现了不确定性。危机时代全球原有平衡被打破，世界各主要国家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程度不同，导致国际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传统西方大国（美欧日）集体下沉，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其中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表现最为亮眼，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强劲的增长态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举足轻重，也推动了世界权力重心的东移。与笼罩在金融危机阴影下的传统西方大国以及世界其他落后国家相比，支撑新兴国家持续增长的资源、市场、人口禀赋仍在，新兴国家正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其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增强，新兴国家不仅要融入国际体系，而且要改进和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在未来一段时间会面临结构性调整。但是，原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并不愿意接受由此带来的权力变化，对新兴国家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在维护和重塑之间双方尚未找到利益契合点，使得国际体系存在对抗性风险，大国关系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俄欧美因乌克兰危机和北约东扩关系紧张，中美日因东海和南海争端引发对立，欧美因世界经济和安全防务主导权产生分歧，若矛盾和对抗升级，都会改变现有关系格局。伴随着国际局势的突发多变，大国关系进入新一轮的磨合调整期。
全球性的两极分化加剧，政治激化导致对抗性因素上升。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全球的两极分化，发达国家利用资本、技术优势，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控制、盘剥发展中国家，数字鸿沟愈来愈大。随着科技革命的到来，资本所具有的内在扩张性特质更加显现，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日益被强化，而原本弱势的发展中国家越发处于不利地位。全球性两极分化必然带来各国利益和诉求不断分化，各国为在未来国际秩序中占领制高点而竞争加剧，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国际规则和观念受到冲击，联合国作为国际权力中心的作用逐步丧失就是例证，一些大国选择性地解读国际规则，采取单边行动引发国家关系紧张，这无疑增加了国家间关系的不确定性，致使地缘政治环境日趋复杂，国际形势加剧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