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不同地缘板块的边缘结合部易成“政治断裂带”，滋生地区热点乱点，地区与域外大国地缘角逐加剧。非洲板块与亚欧板块挤压，欧洲板块与俄罗斯板块碰撞，亚洲板块与北美太平洋板块摩擦，分别催生中东、东欧、亚太三大“热带”。中东热在2011年末大变局持续与政治重建艰难，叙利亚“内战”外溢，伊拉克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巴以冲突再起，阿富汗战乱不已，巴基斯坦暴恐活动频发，美、欧、俄角逐与伊朗、沙特等角力交织；东欧热在乌克兰及巴尔干，美、俄、欧激烈角逐；亚太热在西太平洋及朝鲜半岛，中、美、日等复杂博弈。
再次，全球相互影响与依存加深，社会、科技、自然紧密关联，人类发展前景充满变数。
一是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全球治理、“集体行动”与“公共产品”行情看涨。
二是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成为事关全人类安危的战略挑战。联合国IPCC系列报告警示气候变化安全风险倍增，催生“环境政治”与“气候安全”，气候新秩序与资源能源博弈加剧。
三是新科技与新工业革命的社会与政治影响异常复杂。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将世界一网打尽。3D打印利弊参半，可能降低武器扩散门槛，恐将扰乱全球秩序。机器人与生命科学、生物革命福兮祸兮。美国智库“未来战争”项目预测，新技术使非政府组织能够使用以前国家才能使用的致命武器，认为这将消除战争与和平、军队与平民、境外与境内以及国内与国际之间的传统界限。
第四，社会裂变、人口饱和、思潮混乱、模式多元，世界失序无序的一面上升。
一是信息技术与民主扩散致使社会碎片化、扁平化、网络化，治理难度倍增。多元利益更难整合，政府权威下降，传统等级制政治秩序式微，民间与社会力量上升，治理、管理、公共服务取代统治，社会不稳渐趋常态化普遍化。
二是人口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酝酿复杂影响。全球人口跨越70亿且续增，2030年将达80亿，生活水准普遍提升导致地球生态承载能力空前吃紧。发达国家老龄化普遍，发展中国家年轻人口失业问题严重，中国“未富先老”。世界经历第三次亦是规模最大与范围最广的中产阶级激增浪潮，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成为主力军，推动民主化与市场经济发展。有研究指“全球新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将以难以预测的方式改变各个社会、经济体和政治制度”。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大致相反，引发移民问题突出，诱发不同群体纷争矛盾。全球贫富分化加剧亦将诱发新的不稳。
三是意识形态复杂更新，政治思潮多元变异，发展模式“新陈代谢”。民族主义（含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含宗教的与排外的）、恐怖主义等“三股势力”泛滥，人心思变、求变、多变，西方价值观难再强势，各方竞相探索特色突出的发展路径。
第五，既有国际组织与多边机制低效失灵，全球治理机制创新陷入滞胀。
战后国际机制惯性与惰性增加，加之既得利益掣肘，难以与时俱进。联合国体系成效不彰，世行与IMF影响下降。金融危机后全球机制变革创新虽一度加快，包括G20脱颖而出，但西方发达国家改革动力随危机缓解而递减，不愿与新兴大国分享权力，导致IMF等实质改革缓慢。全球性机制下降，区域性机制上升，“两洋双P”（TTIP、TPP）来势凶猛，新兴大国合作协调机制加强，问题导向的功能领域新机制倍增。
主动应变六大思路
总体而言，须顺应世界大变局、大时代，着眼我党“两个一百年”首先是第一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服务民族复兴“中国梦”，增强“世界眼光”“、战略头脑”与“驭变能力”，稳扎稳打、趋利避害，预判预置、有的放矢，革故鼎新、引领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