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关键、原则问题上，决不以正当权益、核心利益的让步换取进入国际体系的机会。这一点在处理国际组织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关系问题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坚持台湾不能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能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独”的事实。这向世界明确宣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事实表明，当今世界的主要国际组织都取消了中国台湾地区的会员资格。
第三，中国参与国际体系不是一个被动参与的社会化过程，它是一个以中国方式影响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国在参与实践过程中发生了相对于国际社会身份转型的重要经历，同时也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不断影响国际体系的构成特征。在有些领域，中国的创新性实践活动业已非常明显，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得到了认可和支持。比如，同样是执行联合国“建设和平”任务，中国与西方的做法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更加考虑当事国的基本需求，更加注重当事国的民生和经济发
展，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新的国际规范，也为当事国所欢迎，被国际社会所认可。这种“发展和平”的实践活动及其表现出来的理念，可以弥补西方国家只关注“民主和平”的做法。同时，中国的“发展和平”理念又是与中国一向倡导和支持的人权观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强调生存权与发展权的人权思想。
当前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现象是，中国已经开始参与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北京APEC会议上，中美两国就气候变化达成重要协议。在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制度的建构还处于初步阶段。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排放国、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达成协议在全球性问题领域制定规则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一点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您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独立自主是我们实现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基点。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要敦促其他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秦亚青：的确如此。中国参与国际体系、选择和平发展战略，是为了更好服务于我国国家利益、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与此同时，也为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这里，需要回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外交对独立自主性的强调和坚持，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将趋向暴力挑战现存秩序？中国到底是现状国还是挑战国，是国际社会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
秦亚青：我想引用我们的一项研究成果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为了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的进程，我们的研究团队承担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经济、政治安全、文化三个领域选取了15个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重要个案进行了系统的追踪与分析。在经济领域，有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国际援助、东亚地区合作；在政治安全领域，有气候变化、军控、反恐、联合国维和、东盟地区论坛；在社会文化领域，有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权机制、亚欧会议机制。我们认为，这些国际制度包含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制度领域，包含了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可以全面反映一个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我们发现，虽然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速度和幅度并不完全相同，但无论在哪个领域，有一点是共同的：中国的参与从一开始就是合作性参与，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同时，尊重国际制度并参与多边规则。这一点至关重要，正是由于这样的合作性实践活动，使中国开始了与国际体系的良性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