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背景略有不同。绿色发展的语境是发展，是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学术概念，所指向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所对应或映衬的是少数较早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达国家。也就是说，所谓现代化国家、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离不开近代社会以来形成的严重不平衡与不公正的国际关系秩序或架构。正是在上述语境下，与生态主义考量相结合的绿色发展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起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的术语，而且常作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代称。换言之，绿色发展概念虽然在现实中越来越具有超越其历史渊源的普适性运用，但是，无论对于绿色发展术语还是话语本身，都需要有历史的视野并持有辩证的理解。
相比之下，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概念更多是我国对生态环境问题挑战与应对的主体性认知或概念化。具体而言，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概念主要包括四重意蕴：一是生态文明在哲学理论层面上是一种弱（准）生态中心主义（合生态或环境友好）的自然、生态关系价值和伦理道德；二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生态文明是一种有别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主导性范式的替代性经济与社会选择；三是生态文明建设或实践是社会主义文明整体及其创建实践中的自然、生态关系部分，也就是通常所指的广义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四是生态文明建设或实践在现代化或发展语境下，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或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向度。总之，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极可能成为一种世界性的中国绿色发展话语或理论。
另一方面，需要更明确强调，绿色发展理念落实的最主要表征或检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切实成效。在“十三五”期间及以后，我们要更自觉地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效来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有三方面议题尤为重要。
一是生态文明制度与能力建设成效。党中央出台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都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所有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制度与体制机制建设，都应转化为国家从更高层面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能力。这种能力既是政府及其官员的综合治理能力，也是社会各界与普通民众的综合面对能力。换言之，它所关涉或带动的是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层面上的一种根本性转向。
对此，必须充分意识到，就生态文明制度与能力建设而言，各种规章制度包括组织机构的创建并不等于相关机构的能力提高，而缺乏更基层组织尤其是民众的能力培养，真正的全国性生态文明体制或制度构架是难以建立或运行的。
二是生态环境难题的治理成效。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不能简单化为各种具体形式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治理。但同样不可否认，包括大气、水、固体（有毒）废弃物、生态退化等突出问题在内的生态环境治理，将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这意味着，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普通民众，都很难避开上述难题的治理成效来谈论生态文明建设的切实进展。上述难题的治理不仅很难在短时期内取得实质性成效，而且很难由目前的产业结构、政府治理架构、社会群体参与水平等来支撑。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无论是体制改革还是制度创新，都应该首先着眼于这些突出问题的有效应对或解决。
三是民众可感知意义上的成效。如何评价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学界目前已经提出了一些系统性的评估指标体系，尽管尚存缺陷和不足，但都有助于从某个视角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开展。但是，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主体视角来说，群众的关心、参与以及从中得到的认知、意识和行为水平的提高，将是最基础和关键的方面。这意味着，无论是对生态环境难题的有效应对，还是对于生态文明愿景的向往，社会（普通）主体的切身感受和参与最为重要，也最根本。
于文秀：生态文明有赖于生态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