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它也有其历史局限，突出地表现为不能将封建礼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学地区别开来，不能将作为封建统治工具的儒教同作为中华思想文化遗产的儒学科学地区别开来。对此，我们既不能苛求前人，也不能忽视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
特别到了今天，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财富之后要着力补齐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个短板，在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国家硬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之后要着力补齐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个短板，就必须开启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寻根之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为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正确指导。
长期历史实践证明，推动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泉，既来源于人民实践，也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
在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根本性命题，并赋予这个命题以“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深刻含义。
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与良性互动中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在这种良性互动中，
决不能轻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第三，为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奠定了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
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民族自信，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和侵蚀，就必须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打上一层靓丽而坚固的底色。这个底色，就是对中华民族优秀历史传统的文化自信。
当今中国，正处在国内国外各种思潮碰撞的重要时期。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又要对各种有益的思想学派流派进行引领式包容性发展；既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遗产，又要自觉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侵袭误导。这是中国近代以来主流意识形态重构重建、核心价值观重构重建历史进程的继续和延伸。要看到，西方国家从资产阶级革命起，确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及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时间。我们不需要这样漫长的时间，但也要看到这项任务的复杂性、反复性和艰巨性。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要确立起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必须唤起全民族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他还说：“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既是对当代中国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中华文明优秀传统的最好继承与创新。
刘川生：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四个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