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不能再单纯地使用革命党的那种大搞革命群众运动的做法了。这就应了一句2000多年前一位儒生奉劝刘邦的老话：你能在马上取天下，亦能在马上治天下乎？而毛泽东的悲剧也正在这里。他以革命党的革命方式取了天下，还要以革命党的革命方式治之，而且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永远革命，结果把一个好端端的江山治理的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险些到了崩溃的边缘；以至于在他老人家死后，不得不由他的旧部邓小平率领“从头收拾旧山河”。现在看来，执政党不能老是以革命党自居，不能老是幻想着我既然是革命党，只要我不断革命，不断地进行各种革命，包括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道德革命，甚至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就可以永远也不脱离群众。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他老人家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底层的老百姓总要革命，小官们总要革命，即群众总要革命。其实，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老百姓也好，小官们也好，他们在革命之后，也需要休养生息，需要安居乐业，需要过好日子，需要“自己当自己的家”（马克思语）。在这种情况下，你所认为的那种所谓的“革命”只能是折腾群众，把老百姓过安稳日子的好梦变成一场空。既然你的想法与群众的想法差着十万八千里，那你不脱离群众才怪呢！其结果，一方面是领袖的革命空想脱离了群众（想用发动革命群众运动的办法去反对脱离群众的干部，也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一方面是脱离群众的领导干部的“四风”脱离了群众，总之，都是脱离群众。
那么，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怎样才能解决不脱离群众的问题呢？
看来仅仅有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或理念还不行，还需要有一整套把正确的思路或理念付诸于实施的制度。邓小平在“**”之后反思马上治天下的教训时，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讲过这么一段非常经典的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这是讲制度比个人重要。他还有一段话，讲制度比思想重要。他是这样说的：“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发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由此，他要求建立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物质分配制度
，就是说，要以制度的方式去保证思想观念普遍而持续地贯彻实施。也正是在这个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他后来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关系问题，即从制度上改革党对国家的领导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