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与社会主义执政党一样，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最大难题也是脱离群众。脱离群众既是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最大难题，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最大难题。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机关与执政党的领导群体是具有同质性的。他们都是社会公共权力的掌握者，都是社会公共福利的享有者；而且大体都是具有同样文化、同样经历的人群，都在社会生活中处于同样的位置或阶层；况且绝大多数在国家机关担负责任的干部也都同样具有共产党员的身份，同时他们之间的岗位也是经常轮换的。就是说，执政党的官员和国家机关的官员同属于一个群体，一般说来他们在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工作环境等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也因此有着大体相同的喜怒哀乐和价值追求。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最大难题方面也具有同构性，党的最大难题也就是国家机关的最大难题；而且其最大难题的解决方案也就具有了同构性，解决国家机关最大难题的方案也就是解决党的最大难题的方案。
为什么这个问题成为执政党最大的难题？这是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的。让我们先来看看十几年前作者听来的一段议论：
解放前，人民军队、党的干部与群众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那是需要使然。当时，我们是革命党，处在白色恐怖和艰苦环境中，生命、生存、发展、胜利都离不开群众，一切系于群众的保护、支援。总之，没有群众就没有党的存在和发展。正是这种需要，使得我们离不开群众，与群众不能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解放后，革命党成了执政党，地位变了，环境变了，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掌握着政权，生活不再发愁，生命没有危险，生存更有保障。群众对于我们不再那么重要，就是说，对于密切联系群众的需求、需要减少了、淡化了。于是，我们从那时以来渐渐地疏远、疏离、远离了群众。而且我们越发展，就越无联系群众的需要。毛泽东可能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有了“文革”之役，当然办法不对。既而，我们增长了享乐思想和享乐追求。吃要列鼎，喝要琼浆，穿要时尚，行要宝马，境要高雅，乐要美女，物欲横流，不一而足。而要这般享乐，显然用不着群众，而且往往需要远离群众才有可能。试想，在群众的眼皮底下享乐，毕竟还不好意思。群众看着我们做这些事，也毕竟要怒发冲冠，或者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告我们一状。因此，是这享乐思想和享乐追求使我们远离了对群众的需要，甚至相反，产生了我们远离、脱离群众的需要。因为，与人民群众在一起，甚至离得近了，我们都不能享乐，都不会舒服。所以，与群众的关系如何，不取决于我们主观上倡导什么，而取决于客观需要如何。过去需要联系群众，那就联系；现在需要远离群众，那就远离。联系与远离，都是需要使然。在这种客观需要面前，主观说教显得苍白无力。那么，是否我们的干部都在追求享乐呢？不讲全体，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是这样的。这里有生活提高、经济发展，人们不可能永远当苦行僧的历史趋势使然，也有多数人自然倾向于追求好的生活乃至追求享乐使然。当然，多数人向往好的生活不会越过法律的界限，但却也不愿意在群众之中去追求比群众更好的生活，他们可以与群众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同样当然的是，少数人追求享乐，势必要越过法律的界限，那他们就非得躲开群众不可了。还是当然，我们队伍中不管何时，总会有一些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的人，他们是社会的栋梁、民族的脊梁，是人民的良心所在。他们没有超高享乐的追求，有的只是为群众造福的理想，因而他们不怕群众、需要群众，如焦裕禄、孔繁森等，但这部分人毕竟太少，因而弥足珍贵。我们在研究干群关系之历史演变时，应当从这个角度研究一下，不能失之于空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