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建设时期，我们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遭受过严重的挫折，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上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有很大的创造，所以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统得很死。后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国家经济发展的规模越来越大，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1957年以后，由于受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我国在实践中将搞活企业、发展商品经济的一些正确措施也当成“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上过度集中统一的问题就更加凸显了。其带来的影响是，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上过于追求速度，很多政策和措施实施得过急和过早。在所有制结构上，过于追求单一的公有化，忽视了其他经济成分的合理存在和现实作用；而在经济体制的建构上，则追求完全的计划化，排斥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调节的作用。
究其原因，固然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积累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国情认识不够等因素，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急于求成，过于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农村经济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单一，农民的自主决策和农产品的自由交换微乎其微，大搞“一平二调”，放弃了物质利益原则，结果导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错误，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一些不顾价值规律的口号被提了出来，有人甚至主张立即取消商品和取消货币，这就使农民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农村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针对主张废除商品和货币等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在不久后就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他特别强调，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废除商业和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就是剥夺农民。他还进一步指出，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在1958年年底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又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毛泽东不赞同苏联在经济体制方面否认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自发性和自流性”，认为其“把事情说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
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