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前夕和起始阶段，邓小平在研究放开市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强调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及其形式的多样化。早在1975年，他就明确提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1987年，他指出：“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不过，在理论上要澄清按劳分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合，首先是把握按劳分配的实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按劳分配的实质就是“劳动尺度”：“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在各项公共扣除之后“领得一份消耗同等消费的劳动资料”。也就是说，按劳分配的本质是劳动获得权的平等和等量劳动交换，而不去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更指出：“显然，这里（指按劳分配——引者）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等量劳动相交换和等价商品相交换，都是以尊重劳动者的劳动利益为基础，可见，按劳分配和商品交换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为因果，互相制约的。
实际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存在着多种所有制形式，公有制也有相当部分采取了控股的股份制形式，就不可能全社会全部采取按劳分配方式。有这种所有制结构，就存在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资分配、非劳动收入、个体劳动收入等多种分配形式。需要说明的是，按生产要素分配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劳动要素。用马克思的话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我国所讲的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也包括劳动在内。然而，由于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则在分配上突出按劳动贡献分配，而与其他生产要素相区别。
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看，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的收入分配方式日益呈现多元化，并开始呈现出新的特点。为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这一需要，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将分配问题的提法作了进一步的完善，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这就第一次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以“多种分配方式”取代了“其他分配方式”，扩大了分配方式的内涵。而且，多种分配方式也不再被仅仅定位于“补充”的角色，而是取得了在分配方式上的“并存”地位。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所阐发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中，规定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四位一体，就是明确地确定按劳分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性。党的十六大和2004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进一步明确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党的十七大重申：“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党的十八大指出：“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是对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发展，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需要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又兼顾了利用多种分配方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需要，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实现按劳分配关系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需要有利于指导这种实践的基本方针。按劳分配关系同市场经济实现有机的结合，需要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地区差别、城乡差别、产业差别、企业差别等。尽管在市场经济一般关系中是包含着按要素分配的，因为现实的所有制是公有制为主和多种成分共同发展，也就不可能有纯粹的按劳分配。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提出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则从总体上来说属于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要求，有利于调动广大劳动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性，实现“各尽所能”。可以说，这一理论观点是前人所没有解决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一大贡献。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