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坚持改革开放的性质与目的的统一
（一）两个“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背景与历史作用
邓小平同志1987年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目的的“三个有利于”，1992年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效标准的“三个有利于”。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基本内涵上是相互补充的。这两个标准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对我国改革开放起到了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两个“三个有利于”的提出与具体历史背景有关。尽管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面对不同的形势，其强调的重点也不一样。1987年前后，社会上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兴盛。1986年12月中下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背景下，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出于各种情绪和缘由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煽动，有的地方出现了扰**通秩序和违反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目的的“三个有利于”，强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巩固党的领导，并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非公有制经济日益增长，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又趋保守，把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姓“资”姓“社”的争论比较激烈。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提出了关于改革成效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可见，改革目的的“三个有利于”主要是针对右的思想，改革成效的“三个有利于”主要是针对“左”的思想，因而它们强调的重点是不同的。两个“三个有利于”的先后提出，既反右，又反“左”，是有右反右和有“左”反“左”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这既消除了人们对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忧虑，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了坚决回击，同时也坚定了我国走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改革开放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两个“三个有利于”针对的问题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不同时期都为明确改革方向提供了指导。两个“三个有利于”中前者强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党
的领导；后者突出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侧重点有所区别。改革目的的“三个有利于”谈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党的领导，“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二是发展生产力，强调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其实质内涵或者说重点是更加强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党的领导。而关于改革成效衡量标准的“三个有利于”，也突出谈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强调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在突出生产力、综合国力和生活水平的指标性作用时，特别强调了其“社会主义”的因素，明确了“三个有利于”目标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两个“三个有利于”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和相关性。两者都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改革目的的“三个有利于”明确提出我国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改革成效衡量标准的“三个有利于”，在“生产力”前面有定语“社会主义社会的”，在“综合国力”前面有定语“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样强调了坚持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可见，两个“三个有利于”均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条件下谈论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而不是离开这个前提条件一般地抽象地谈论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换言之，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决不是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原则。
（二）“三个有利于”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性
改革开放之路是坚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两者的关系既不能割裂来理解，更不能曲解和误读。应当说，关于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是对改革开放性质的回避，更不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放弃。从内涵上来说，两者之间是高度统一并相互补充的，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路线，概括起来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要真正贯彻好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客观上就要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在邓小平理论中，改革开放中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具有高度的重要性，而且是一再加以强调的。邓小平同志从理论上论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在这里不仅没有忽视姓社姓资的问题，而且将后者作为检验改革性质的重要立足点。需要指出的是，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在于公有制是否占主体：“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
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强调改革的目的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突出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因为如果我国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发展和提高速度不能超过资本主义国家，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政治前提和政治保证。邓小平指出：“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可见，“三个有利于”强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党的领导，与四项基本原则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完全统一的。这既是我国在正确道路上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需要，也是防范改革开放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要求。
（本章完）
